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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评价与教育价值反思 　　一 　　 　　对我国高等教育状况的评价，存在很大的争议。持肯定态度的，如杨振宁先生出席中国科协2005年学术年会前夕，在乌鲁木齐说，中国的大学很成功。他以问及“三角方程式”，中国大学生脱口而出而美国大学生不知所云为例，言外之意，似乎中国大学比美国办得还好。 　　以教育部为代表的官方，对大学现状持乐观的态度。有官员以中国在校生和毛入学率为证，说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亦有官员明确肯定中国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综合笔者读到的材料和听到的报告，乐观的根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各种指标的增长，如学校数量、在校学生人数、经费投人等等；二是名目繁多的项目、工程，如“211”“985”“基地”“重点学科”以及各种人才工程等等；三是花样翻新的各种“作为”，如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轮又一轮的培训…… 　　来自民间的自由发言，对大学的评价与官方形成明显反差。例如各种网站上，凡涉及大学评价的帖子，大多是否定性的，甚至不乏诋毁、谩骂之声：衙门化、高收费、文凭掺假、师资水平下降、师德失范、学风浮躁、学术腐败、教学质量下滑、大学生素质差，等等。再比如，近些年，每当颁发诺贝尔奖的时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备受指责的时候。不跟欧美比，就是人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有诺贝尔奖得主，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1700多所高校(2005年数据)，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从业人数世界第一，花纳税人不计其数的钱，连“诺奖”的边儿都沾不上，的确没法向国民交待。前段时间，教育部长易人，由此引发了舆论界的口水战，大家把对高等教育的怨气都发泄到了个别人的头上。 　　撇开这些凭“感觉”的议论不说，严肃地批评，如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揭露并批评北京大学在引进海外人才上弄虚作假，以骗取国家巨额经费。他还严厉批评中国的大学存在的其他诸多问题，包括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学费过高、建大楼而不培养大师、扩招导致文凭贬值，等等。 　　在所有的批评中，我认为青岛社科院杨曾宪研究员冷静而深刻的剖析最值得关注。他把大学的症结归结为追求“人文价值”忽视“工具价值”。大家都想办“一流大学”，又把一流大学等同于综合型、研究型大学，结果大家都在那里忙泡沫学术，把人才培养和实际效用的目标给放弃了。泡沫学术、人海学术、混沌学术，既浪费了惊人的国家资源，也孵化了学界的腐败，等等。 　　近年，官方也有人委婉表达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满意。例如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跟几位大学校长介绍他看望钱学森的事：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出不了杰出人才，他很忧虑。2010年初，因起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温总理再次委婉批评大学行政化、功利化等问题，并要求大学能“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 　　 　　二 　　 　　杨振宁先生仅凭个别例子就得出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的知识扎实，进而证明中国的大学很成功，这一推理逻辑实在大胆。若说死记硬背应对考试，中国大学生比美国强，也许有人信；但在教材和考试之外我们的大学生还有什么优势确实让人心里没底。我不知杨先生接触中、美大学生的具体情境，以笔者在大学二十多年的经验推测，要接待像杨先生这样的名人，国内学校一般是精心物色人选，提前准备可能谈及的话题，而美国人则不可能在这上面费心思。先生盛名之下，根本没有接触到中国大学日常机制如何运转，普通教师如何工作、生活，因此他对大学的评价不足为凭。 　　官方的评价，是典型的官场流行的政绩评价方式。这些标准能否证明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却不一定。21％的毛入学率、近2100万在校生(2006年数据)，这种急剧膨胀的“高教大跃进”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特别是从它深远的滞后效应――对教学科研风气、人才培养机制、教师敬业精神等等的冲击看，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教育经费的增长只能证明花了更多纳税人的钱，不能证明大学的水平。如果把花钱的数量与大学教育水平划等号，那岂不是动员所有高校师生起来胡糟乱花，我们的大学就都成为“世界一流”了?90年代政府争相给高校拨地拨款，银行争相给高校贷款，奉行的就是这一逻辑。这一做法驱使高校间无序、恶性竞争：不是扎扎实实搞教学和科研，而是削尖脑袋跑钱跑项目，又用跑来的钱和项目挖别人的人。这就好比工厂、企业不搞生产，而是设法把别人的资产转到自己账户上。 　　高校让人头晕目眩的“工程”“项目”，只能表明这些年中国的高校在折腾，但这种折腾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给教育带来了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却是另一码事。今日高校名目繁多以致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项目”，算折腾可以，算发展未必。教师从未因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