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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张恨水笔下的市民社会 ( 作者：袁瑾　　发表时间：2014年11月 ) 　　并指出张恨水大多数作品都带有小市民欣赏的趣味，他经常站在小市民的阶级立场上为他们讲话。长期的人生磨难，市民文化圈中的生活，使张恨水的思维意识有市民化趋向。对于“市民趣味”张涛甫解释为:“张恨水小说中的市民趣味主要是指作家能够体察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甘苦，深切同情他们的微末而又实际的人生欲求，并将自己的全部人生热情融于这种人生行为方式之中，与他们打成一片，从而与他们的精神血脉息息相通，由作家笔下流出的故事能真切地体现普通小人物的人生悲欢和生活真相，并以普通市民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现作家对生活的观照与理解，作品在风格上接近市民读者阅读期待。”这见解是切近张恨水的创作实践的。由于市民阶层的知识结构和道德水准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他们的文化接受中存在着一种惰性，这必然决定他们是凭着一种自然的习惯和先天的趣味来接受小说的。“每一篇文学文本在写作时，作者就意识到潜在的读者，每一篇文本都包含着写作对象的形象”。张恨水一开始就把市民阶层作为他的潜在读者群，所以他选择了一条“社会十言情的路子”。从二十年代的《春明外史》到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国难小说，这一系列作品都更适合现代都市市民的欣赏口味。《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这样作品就适合了各类不同读者的审美需求，尤其符合都市小市民阶层的心理和幻想，能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张恨水在言情小说之外，也写过几部武侠小说，并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他认为，市民阶层之所以爱读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释脑中的苦闷。”为此，他主张不能完全否定武侠小说，而要改造它，克服其缺陷，即减弱了传奇成分，增强了现实色彩，使之成为一种通俗教育的工具。张恨水抗战期间作的《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等武侠小说就是他实践的结果。尽管这些作品还不能算是成功的新派武侠小说，但他所进行的探索却是十分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恨水确实是将其创作主要面向市民阶层，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的审美习惯和阅读能力，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成为广大市民读者喜爱的作品。然而，张恨水毕竟是一个追求进步、努力跟上时代步伐的作家，他并不一味迎合部分市民读者中的低级趣味，而是注重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欣赏水平。特别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张恨水的小说观念和创作面貌均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自己写小说“不仅徒供人茶余酒后消遣”，而要“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并且愿为“国难小说”之先驱，以此抛砖引玉，期待“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以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品集《弯弓集》、中长篇《满城风雨》、《太平花》等“国难小说”及《冲锋》、《潜山血》、《虎责万岁》等“抗战小说”在思想意识上有了明显进步。特别是抗战小说，乃张恨水利用有关新闻材料，在现实抗战事迹之基础上创作的，故其内容具有较强的真实性，较好地发挥了抨击日寇，歌颂英雄，唤醒民众，鼓舞士气的作用。然而，由于这些内容不是张恨水所熟悉的生活，故创作时难免捉襟见肘，不同程度地存在图解某些政治观念之弊病。为了扬己所长，使自己的作品更好地发挥针贬现实，“鼓励民气”的作用，张恨水又及时创作了讽刺小说。 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张恨水，目睹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感受到民众的痛苦和不满，以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创作了《八十一梦》、《牛马走》等社会讽刺小说。用辛辣之笔，揭露、抨击了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和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表现了市民阶层生存的艰难。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又继续创作了《纸醉金迷》、 《五子登科》等社会讽刺小说，揭露国民党官僚政客的各种丑行，批判乌烟瘴气的社会现实。显然，这些作品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社会热点，表达了民众的心声，它充分显示了张恨水思想上的进步和创作上的转变。然而，他为了适应市民读者的口味和发挥自己写作言情小说的特长，在诸如《牛马走》、《第二条路》等社会讽刺小说中，仍喜欢安排一些男女多角恋爱纠葛，以此增加小说的情趣。但其中却有不少与主旨相游离的赘笔，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由此也不难看出市民文化的某些消极面对其创作的制约。 张恨水的小说世界，几乎反映了都市市民社会生活的众生相，并在对市民性格的描绘中批判了造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传统。尽管这种批判缺乏足够的力度和深度，但毕竟表现出张恨水对这一艺术形象的一些独特认识。他的一系列作品，显示出一个渐进的过程，即社会历史视野逐渐扩大，与时代联系日益紧密，现实主义精神日趋强化。而对市民阶层生活的概括和描绘，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 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家庭主妇及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