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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的发展 中国公司的发展历程 一、1949年以前 上海，曾被描述为十里洋场和冒险家乐园，自1842年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后，这里就成了各国公司在华的竞技场，直到被迫开埠40年后的1882年，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航运业的垄断，这就是轮船招商局，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刚十年的轮船招商局已在海外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年利润在160万两白银以上，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本国公司的力量。在1882年的《申报》上，招商局原值100两的股票已升至253两，其余公司股份也纷纷上涨，但是，一个体制难题渐露端倪。招商局在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官督商办的理念，这份公司章程的起草者盛宣怀，后来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国营公司的创办。他认为，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官督商办意味着清政府对民间力量是防而不是放，不信任市场规则，而信任官老爷的道德。 1883年。轮船招商局上书朝廷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实行民营，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私人股东被迫撤股，盛宣怀身兼官方督办和商方总办入主公司。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公司热很快冷却了，三五年间，一大批刚建立的公司纷纷破产。 作为盛宣怀的好友和多个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者郑观应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一是重商，他主张商握四民之钢，就是把商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第二个思想就是商战思想，他主张跟外国进行商战，主要的观点他说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应该要全由工商业者来主导企业的发展，这是他后期的想法，就是说，尽可能要摆脱官府对企业的控制。”伴随着甲午风云，郑观应的观点震动朝野，郑氏之书人人争阅，一印再印不敷需求。 1894年，大清帝国新科状元张謇，作出了弃官从商的决定，十数年艰辛之后，大生纱厂成功亮相，张謇没有重蹈招商局的覆辙，大生的官股只分红利不干涉实务，公司有了自主空间。 据统计，1910年时，正式注册的民营公司大约410家，与官办企业的比例为4：1，正好与洋务运动时期掉了个。就在这年6月，清政府不得不将招商局交给民间机构打理，经营不力加上官府高额摊派，公司的净亏损已达数10万两白银，但问题的根本还不大于经营，没有必须的市场环境，恐怕谁都没有本事让公司起死回生、长治久安。 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在一个权大于法的国家，公司发展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人们逐渐认识到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但是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改革政府的机会。1901年，随着武昌城里骤然而起的枪炮声，千年帝制成为历史的尘埃。 1914年，中国无锡的商人荣宗敬是当时民营资本扩张的成功典范，在军阀混战不断的年代里，中国企业家的努力可算是卓有成效，广东成为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中心，上海成为金融、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中心，天津成为纺织和航运中心。然而，这一轮的公司热，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27年荣宗敬一夜之间成了国民政府通缉的对象，在无锡的家产也被没收，罪名是领队军阀孙传芳，荣氏兄弟只好认购了50万元债券才算勉强过关。 1930年，招商局再次被收归国有，国民政府仅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价钱就收走了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股东的亏损都由个人承担。在国民政府高度控制的经济体系中，自由的竞争不复存在，自由的市场难觅其踪。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经一次次战争、动荡、民族危亡，当最基本的安宁都无法维系，甚至国家主权都不能得到维护的时候，当救亡成为首要命题的时候，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中国公司不得不再次沉寂。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当时公司的主要特点是：1、中国民族企业备受官僚资本外国资本封建资本压迫。2、中国民族企业结构失调，基本无重工业。3、中国民族企业实行家族管理，缺乏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4、民族企业的发展缺乏一个稳定的市场。 二、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结束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动荡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终于拥有了立足的基础，一个主权完整的新国家，此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是国营工厂，它们的动作方式是执行国家计划。完成了战后重建和初步工业化的使命后，政府高度控制的经济模式逐渐显露出弊端。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就像是一个国家巨型公司，政府成了一应事务的总管。 三、1978年后 市场意味着自由、开放与其它国家交往，它让人们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同样如此，改革开放时期，短短几年时间，农民们创造出134万个乡镇企业和1222亿元产值。在中国，随着解放思想，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自由，企业家拥有了创造新事物的自由。当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的政策时，率先抓住机遇并有所作为的正是企业家们。20世纪80年代是创业者的时代，被拯救的老企业和刚起步的新公司，一点点突破了计划体制的坚冰，也正是他们孕育催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