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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尔奇来中国目在于培养更多人才 　　出生于英国伦敦，拥有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位，担任过伦敦商学院院长和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约翰奎尔奇今年2月举家迁到上海，受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在全球著名商学院领导者中，选择来中国商学院任职的，他是第一个。他也因此成为非常少有的在欧洲、美洲、亚洲都管理过顶尖商学院的教授。 　　如果说上任伊始，60岁的奎尔奇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玩笑上，“属兔的我在兔年来到上海是一件吉利的事”，那么履职几个月之后，他已走访了多家中国商学院，也接触了众多商学院教授和商界人士。在对中国管理教育有了更切实际的感受后，从他的眼睛看出去，当下国内商学院在理念、师资、课程、人才培养等诸方面还面临着哪些挑战？不久前，奎尔奇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刚刚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时候曾经提到，中国的管理教育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培养更加出色的杰出领袖，已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今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奎尔奇：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仍然是我所描述过的那样，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制约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仍然是人才的匮乏。如果说目前中国还有什么东西短缺的话，那就是受过职业训练的商业领袖。我来中国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更多这样的人才。 　　记者：中国商学院和世界顶尖商学院的差距在哪里呢？ 　　奎尔奇：中欧不是一个典型的国内商学院，而是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商学院，我们的定位是“中国深度，全球广度”，很难用中欧作为例子来描述国内商学院和欧美商学院的差距。从学术角度看中国的商学院，一些硬性的学科，比如注重数字的经济学、会计等方面，会有很多专家。但在软性学科方面，比如人力资源、领导力战略等等，专家的人数就偏少。 　　记者：您刚刚谈到，国内商学院缺乏软性课程的师资。我们知道，软性课程更需要由实践经验丰富的教授来担纲，而实际情况是，在一些商学院，讲软课程的教师很多都是从课堂到课堂的，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奎尔奇：在中欧，我们的教授在受聘之前，他们职业生涯中的某一个阶段都是在企业度过的。现在，学生的要求很高，为了确保教授在课堂讲解的内容能提供一些实践性的智慧，中欧要求他们必须在商界打拼过才行。即使某些教授不一定在企业有过全职工作经历，我们也激励他去做咨询项目，参与高层管理培训项目，去公司做董事会成员，从而更多获得来自企业的经验。 　　记者：这样的经验对于教学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经验，是不是教出来的学生是教科书化的？欧美商学院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奎尔奇：美国商学院非常注重实践性知识，有些兼职教师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但不一定有博士学位。在学术研究方面，不能称其非常有造诣，不一定能写出高水平的研究论文，但他们有大量的实践经验，课上得非常好。也有一些师资人员专门从事研究，他们不一定有实践经验，但是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可以写很多学术论文。这造成商学院出现两大类教授，一部分以研究为导向，还有一些可能是来自商界的管理人士，好像一所商学院里又出现了两所小的商学院。 　　记者：在商学院，案例教学是不是主流的教学模式？我听说，最近国内一些商学院还兴起了体验式教学。 　　奎尔奇：不同学科需要不同的教学方法。软性的学科，比如人力资源、领导力战略、市场营销，借助案例教学是非常有效的。另外一些领域，比如会计学，讲一些基本原则和规定，没有案例也可以讲述清楚。但即使是会计学这类学科，要讲一些更为复杂的灰色领域，用语言很难表述清楚，这时候，案例教学可以发挥作用。 　　体验式教学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MBA的课程单靠体验是不够的，在课堂中还需要课堂的纪律和观点的分享。案例教学是一种长盛不衰的方法，它激发学生的参与和观点的分享，强化了学习的效果。当有一天学生离开课堂，要为解决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特定问题寻找有效的方法时，案例教学的模式会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里。 　　记者：在欧美，多数商学院都开设了与商业伦理相关的课程。但中国很多商学院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设，有几家即使开了，也有赶时髦的倾向，缺乏实质的内容。话扯开一点，听说哈佛商学院有个很有名的“木桶理论”，决定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的，是拼成这个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木板，而一个企业能做多大，也是由其短板决定的。商业伦理道德就是木桶的底，如果这个底不存在，水也就没有了，哈佛有这个理论吗？ 　　奎尔奇：我听说过这个理论。关于商业伦理，商学院也存在一定争议，有人认为应该开设单纯的商业伦理课程，也有的人认为应该把商业伦理的元素融入到各个主要课程中。其实这不是排斥的，这两方面都应该抓起来。有的教授在课上讲授商业伦理，却并不得心应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本人不道德，而是他们缺乏生活方面的经验和自信去教授这些课，特别是在讨论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相比老教授，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