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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上古简析玉教理论意义及商榷 　　摘要：中国文明的诸项起源特点共同指向上古最重要的物质文化――玉，针对此，相关的理论建构却是真空地带，“玉教”理论的提出正是对这种空白的呼应与弥补。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学界，一直在寻找包括中国在内不同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此反思现代性和西方学术理论的有限性。在此思潮背景下，“玉教”的提法既是对中国文化大传统的知识经验表述，以此区别于学术界习以为常的西学研究话语，同时，又多少有重新走入西方宗教学的窠臼之嫌。在实证与阐释之间，“玉教”理论如何通过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扩散出一套能阐释上古文化的理论话语，这是它的生命力，也是难点所在。 　　关键词：上古；中国文明探源；玉教；宗教学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3-0175-07 　　如何走近与理解上古，这绝非历史学、考古学或其它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话题。不啻讲，它在根本上形塑和制约了我们对“传统”、“历史”、以及文化身份、价值认同等诸方面的理解。不同时期、不同语境和研究范式导致“上古”于时人之意义有本质区别，尤以有无“史”字为分水岭。“古”加上“史”――“古史”，这个称谓宣告着对传统的解体与颠覆。此之前的“古”是一种信仰，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神圣源泉，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先验合法性。此之后，则是一段时间意义上有起源性的普通历史，可考据、可求证、可探源。从古至今，对“上古”的理解与叙述有着价值信仰与事实求证之间的沟壑，殊途殊归。基于此，笔者在下文将对上古的研究划分为三种话语，剖析目前的研究瓶颈，呈现“玉教”理论的意义及尚可商榷之处。 　　一、理解“上古”的三种话语 　　笔者把理解“上古”的话语分为三大类：信仰话语、信仰一实证话语和实证话语。 　　（一）信仰话语 　　所谓“信仰话语”指将“上古”视为文化共同体的源头与价值标准，“上古”具有不容质疑的神圣性和对后世社会的统摄性，以及围绕这些所形成的各种理解、阐释与研究。这种话语模式从春秋开始一直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直到清末民初开始被质疑。其中又可细分为两种基本面向：尧舜禹模式和黄帝模式。 　　尧舜禹模式：春秋以前的文献如《诗经》《尚书》所载最古之帝王皆止于禹，不曾提及黄帝、尧、舜。《论语》、《墨子》、《孟子》等书则上溯至尧、舜而不及黄帝，后者传说之大盛在战国时代。相关追溯和勾勒在“古史辨”派的研究中有完整辨析，此不详列。 　　黄帝模式：黄帝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就备受推崇，居帝系之始。将黄帝作为整个“中国”的信仰源头奠基于王夫之《黄书》。其“后序”开篇云：“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清季民初和抗战时期皆掀起过黄帝崇拜热潮，学界对此已有精深研究。不过，也恰恰从晚清开始，对上古的理解出现了一种既推崇又质疑，既信仰又欲解构的双重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产生了第二种话语：信仰一实证话语。 　　（二）信仰一实证话语 　　对上古既有推崇、皈依的文化情怀，将之作为“中国”文化的神圣与合法性源头，不容质疑与求证；同时又对上古展开实证性的史学研究，这种混合与纠结的心态构成理解上古的第二类话语“信仰一实证话语”，其典型代表是章太炎与梁启超。比如章太炎对传统的“非传统性”，对六经的史料化改造倾向，积极地以进化论看历史、以进化论讲人种，但又不乏对整个西方“文明”观的抵触。再看梁启超，一方面以轩辕为本民族肇纪：“黄帝以后，我族滋乳渐多，分布于中原，而其势不相统合……逮赢秦兴，而中国始统于一……群学公例，惟内力充实，乃能宣泄于外，亦惟外兢剧烈，而内力乃以益充。”不仅如此，梁氏还对上古经典《春秋》格外推崇，视之为“正统之源”。然而，梁氏对历来的上古研究，以及后续的王朝历史研究有强烈不满，诉诸“新史学”和“民族/人种”新资源来重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范式。需要强调的是，民国以后普遍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认同的符号和“共信”的国本，“黄帝”起点不可动摇和质疑。然而，这种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下的溯源与传统的“信仰话语”有本质区别。此时的“黄帝”认同目的在于拉长中国历史，增加民族的自豪感与凝聚力（尤其抗战时期）。在实际的上古研究中已然是以进化论为轴，现代史学为器，呈现出实证话语占主导的样态。 　　（三）实证话语 　　“实证话语”占现代以来的绝对优势，看看历史学的先秦研究，考古学的文明探源工程便知。当然，现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也会聚焦上古文化，但其理论阐述乃基于实证性的史学研究而展开，这些理论研究也无法等同于信仰本身，故而，笔者仍将其视为实证话语下的不同表达方式。在诸多面相的实证话语中，当代的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声势浩大，影响深远，颇具代表性（以下简称“探源工程”）。其研究方法既与近代学者有别，上古先王系谱不再是探源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