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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三变刘蓉学术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摘要；刘蓉是晚清湘系集团的重要人物，其学术思想有三个阶段的转折与变化，也可以说刘蓉一生有“学术三变”的经历。以道光十三年为界。在此之前主要是服膺陆王心学，之后转向程朱理学。同治五年，刘蓉罢官还乡后，足不出户，皓首穷经，在礼学上又颇有涉猎。每一次变化，都是他为适应时事而进行学术自我调适、自我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刘蓉；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礼学 　　中图分类号：8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4-0050-04 　　 　　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咸同年间屡以军功破格超擢为四川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职。是晚清湘系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历经三次变化，早年喜好陆王之学，继而转向程朱之学，晚年又好谈礼。每一次变化，都是他为适应时事而进行学术自我调适、自我发展的结果，本文拟对其学术好尚的转变及原因作一考察。以窥视晚清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一、从陆王到程朱 　　 　　在谈到刘蓉治学问题的时候，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刘蓉终其一生都是服庸程朱理学的。”此说虽抓住了刘蓉学术的宗旨和主线，但未能全面反映刘蓉治学的经历。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程朱理学只能代表刘蓉较为成熟定型的学术思想。其治学则是“从王学人手”的，有两则材料可以直接佐证。其一是刘蓉在《复曾涤生侍郎》信中自称其曾为一阳明学者：“王氏之学，自明嘉隆时已遍天下，至今逾三百年。弟往岁尝读其书，亦恍若有所得焉。以为斯道之传，果出语盲文字之外，彼沾沾泥书册求之者。殆未免乎泽薮之见也。其既以措诸事而窒焉。征诸古而无据焉。反诸心而不得其安焉；向所谓恍若有得者，乃如星飞电驰，不可得追。盏迷溺于教淫邪通之说亦已久矣。”这则材料为刘蓉自己所写，应当是准确可信的。其二则出自左宗棠的记载：“霞仙生平好论学，且好宋之程朱轨辙自命；实则不得于盲，勿求于心。告子、阳明一路人耳。”眩宗棠与刘蓉相交多年。过从甚密。可谓是至交，因此。他的观察也是比较准确可信的。但左宗棠偏激的个性使其议论往往走向极端，他认为刘蓉平生乃“告子、阳明一路人”，有点言之太过，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刘蓉理学思想中仍留有王学的旧底子。却基本属实。 　　刘蓉早年服膺阳明学说，治理学“从王学人手”。由于资料缺失，我们已很难准确判定刘蓉治王学的起始时间，但可以确定其由王学转向程朱理学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这一年。刘蓉对王学产生了怀疑，但苦于找不到新的治学方向。便陷于了“我意怆何从”的困境。于是，他来到岳麓书院求学，曾自称：“少时在乡村，闻时俗所称，文人议论，心中总不谓然。以为读书人所见所期，何止于此。其后往长沙，住岳麓，取友亦少当意者。其中杰出之士不过数人，虽学尚未成。而志趣识量实能超出流俗。不肯与世浮沉。”这些志同道合的友朋是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程朱理学成为他们相交莫逆的思想基础。郭嵩焘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盂容旧好，欣然联此。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怦怦然觉理解之渐见圆融。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此皆二十余年事也。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薄视人世功名富贵。而求所以自立。数十年出处进退，以及辞受取与，一皆准之以义，未尝稍自贬损，于人世议论毁誉，一无所动于其心。”这段话表明，受刘蓉、曾国藩的影响。郭嵩焘已懂得了“名节之说”，知道“出处进退”、“辞受取与”都要“准之以义”。从而初步确立了他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学术立场。刘蓉与郭嵩焘相识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实际上，早在三年前与曾国藩初识时，刘蓉便欲劝告曾国藩讲求学问。究心理学，勿以功名为念。但为锐志功名、意气自豪的曾国藩所止。显而易见。在这三年中，刘蓉已潜心于程朱理学，确立了学宗程朱的治学方向。 　　刘蓉弃陆王而转向尊程朱，与湖湘文化、师友交游有很大关系，同时与道咸时期程朱理学“复兴”的潮流也紧密联系。 　　首先是湖湘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理学文化型态。由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开其端。至湖湘学派而大盛。宋以后程朱理学在湖南广为流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湖南的主流学术。在湖南，程朱理学不仅学术思想领域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其价值观、思维方式经过近千年的浸润，使湖南从上到下普遍形成崇尚义理、讲求儒学的传统。刘蓉高祖刘时拔乃一普通士人，其“为学一主于敬。其律身以礼，不轻以色笑假人。而接物以诚，未尝立崖岸自异，正身率物，表理洞然”。刘蓉的祖父刘璨华“读书识大义”。“诚笃质实，表里如一”。刘蓉的邻居秦鹤仙“为人狷洁。不苟同流俗，而即之温然。其持身无遗行，处宗族里党无闲言。尝为戒淫诗百首，诵述礼教，讽晓薄俗”。身处儒学气息这样浓郁的氛围中，刘蓉自然而然地确立了治程朱理学的为学方向。更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