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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作为侵权法理分析 　　目前,在我国法学界,关于作为侵权与不作为侵权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行政不作为以及不作为犯罪的研究上。但近年来,不作为所引发的民事案件不断增多,逐渐引起人们对不作为侵权行为所致损害的关注。侵权行为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学校的侵权行为从其外延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是指学校侵犯其他一切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狭义上是指学校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本文重点探讨后者。 　　学校的作为侵权是指学校实施了某种法律禁止的行为,侵害了学生的合法权益,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形态。例如,学校中的乱收费、乱罚款;教师体罚学生;随意停课或补课等等由于学校不当行为导致的各种学校事故。学校不作为侵权是指学校未履行或怠于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使学生遭受损害,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形态。例如,学校管理不严造成的事故、学校设施设备陈旧造成的事故、教师不作为等。学校不作为是一种不具有外在表示性的法律行为,它的危害性常常被人们忽视。学校不作为侵权产生的前提是什么?其特征和表现是什么?学校不作为侵权的构成要件有哪些?本文试图通过法理的分析寻求答案。 　　 　　一、 学校不作为侵权的前提 　　 　　不作为侵权的法律责任得到认可是极其漫长和缓慢的,最初体现在从事公众服务的案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作为侵权的法律责任拓展到契约领域,到了19世纪,不作为侵权的法律责任在某些国家进一步扩展到公众意识的领域。黄立教授认为,有行为义务而未行为,是为不作为(或消极行为)作为义务之产生,可由于法律之规定、契约之约定、行为人先前行为使危险升高、对责任之实事承受(无契约关系之实事承受),如搀扶老人过马路,使老人产生信赖,因而不能半途放弃之、具体之紧密生活关系[1],学校作为为公民提供教育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其不作为侵权产生的前提,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 　　1.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基础 　　公平正义本是一种存乎于心的观念,是道德层面的内容,但是正义的实现则需依赖于法律的帮助。公平公正既是人类永恒的道德追求,也是法律价值,体现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和义务是同一法律关系的两个不同侧面,义务的履行在道德层面价值上更高于权利的行使。法律正义是指法律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强施于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制度。道德正义基于职务、业务、伦理、社会习惯的原因,能够上升为法律正义,但道德标准的崇高性使得并非所有的道德正义都能够转化为法律正义,道德的法律化是有限度的。道德正义法律化是指现实中应该做,且能够做到的义务。应该做是指普遍社会观念的认可,能够做是指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民事立法的理念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历史上存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冲突。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出现的分配不均衡现象,法律更趋向于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保护受害人在危险日益增多的社会里成为弱势的一方。学生,尤其是未成年的中小学生,由于他们对危险的认识比较欠缺,消化、承受损害的能力比较弱,在受教育的同时必然要求学校给予保护。 　　2.义务责任的辩证关系原理 　　对于作为义务的规定,目的就是在于通过作为义务的设立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按照作为义务的指引行为。作为义务的规定最终要归结到不作为侵权责任的承担上,即在存在作为义务的前提下,静态的不作为才可能成为一种侵权行为。学校不履行自己应当履行而且能够履行的义务的不作为,表现为针对学生的特定作为义务的不作为,具有涉他性,构成侵权。作为义务,在根本上归属于道德范畴,在法律上作为义务不具有普遍性,其设定的前提依据是学校权利,追求的同样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首先,在设立学校作为义务的过程中要坚持适度原则,作为义务是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确认的,应当符合实质合理性;其次,作为义务的程度方面,为了满足学生安全的实现而消减学校的自由是必要的,如果设定学校义务的强度已刚好能够满足学生利益实现的需要时,则强度是适度的,更高程度的管理、保护义务则是过度的。例如,有些人认为学校应该成为在校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对学校设定的义务过重会阻碍其活动的积极性,成为其行动的羁绊。 　　关于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学校不是在校学生的监护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我国《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也规定:“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正是由于学校对学生教育、管理、保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