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附民制度所存缺陷及立法完善.doc

浅析我国刑附民制度所存缺陷及立法完善 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解决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在当事人的参加下，附带解决由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赔偿纠纷的诉讼活动。我国设置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程序简便、快捷，有利于被害人及时、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公正地处理赔偿纠纷；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的立法缺陷产生了许多实际问题，使其本身的意义难以得到全部落实。本文将在对此项制度的缺陷分析中，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刑附民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赔偿范围不具体，精神损害排除在外，被害人的权益难以落实。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就是我国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则性规定，也是这类案件之所以存在和人民法院处理这类案件的总的法律依据。这里的经济损失是指物质损失，必须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而且是可以计算的经济损失。因而，这项制度规定的赔偿范围为直接、必然的物质损失。但在实践中，对于何为直接的、必然的物质损失难以界定。而这一部分损失有时上下级法院认定不统一。这种规定间相互冲突，很容易造成被害人在选择法律权利救济途径面前难以适从，这不仅威胁着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给司法审判提出了挑战。另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经济损失明确排除在外，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削弱。几乎所有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都会给被害人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如强奸、侮辱、诽谤、毁坏容貌的重伤害等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重于物质损害，没有赋予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必然使被害人的权益难以落实。 （二）赔偿诉请过高，被告人抵触心理，调节难度大。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虽然我国现行立法只规定了直接物质损害的赔偿，但被害人在提起民事赔偿时，往往也将经营损失、精神损害等间接损害一并提起赔偿诉讼，造成赔偿诉请过高。加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通过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得到了应有的刑事惩罚，对民事赔偿就会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不接受被害人的赔偿诉请或者拒绝民事赔偿。下面这则案例充分体现了这个问题： 9月6日，因在望京社区入室盗窃并杀害户主刘某夫妇，王翕克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死刑，并赔偿受害人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65万元。在宣判前法官让三人做最后陈述，王翕克的母亲曾表示，我愿替儿子赔偿。但判决后她却改口称，判了死刑就不赔！ 刑事惩罚的重判与民事赔偿的重罚撞在一起，势必大大增加调解的难度，双方难以在民事赔偿数额上达成一致。和解制度引入刑事赔偿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被告人的民事赔偿是否可以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 （三）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节对量刑的影响不明确。 由于立法不明，附带民事部分调解后，是否将已进行过的民事赔偿作为从轻量刑的情节之一来考虑，刑法并无明文规定。审判实践中，一般将附带民事赔偿达成调解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之一，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特别是对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如伤害、交通肇事案件，判处缓刑的比例较大。但这样做，容易在社会上产生“以钱买刑、以钱买命”的误解。比如下面这个案例： 这是发生在河南郑州的一起故意杀人案。被告人孟某因恋爱不成挥刀杀死女友，被告人亲属积极赔偿，调节后被害人的亲属向法院提交了请求对孟某从轻处罚的意见书并撤回附带民事诉讼。最后，郑州市中院对孟某案宣判，被告孟某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作为河南省首个对故意杀人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罪犯被判死缓的案例，在当地引起争议。 另外，基于被告人刑事与民事责任承担的双重性，当“赔偿”与“被判轻刑或缓刑”并列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容易把调解与量刑视为一种交易，从而损害法律的尊严与公正，也影响了人民法院的权威与形象。 再者，法官作为调解者和量刑者的双重身份进行调解时，法官的意见对当事人会产生潜在的压力，可能有违调解自愿原则。同时，由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又对调解公平原则产生消极影响。由于这些制度上存在缺陷，使附带民事调解时，有时会产生“以刑压民”或“以民压刑”的现象。 （四）执行难造成判决成为法律白条。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一般难度较大，通常无法全部执行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致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造成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立法之不足，是造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不能的主要原因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了保证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得以实现，同时又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