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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制度起源社会意蕴解读 　　摘要：婚姻家庭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的产物。从豪无禁例的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发展到较为稳定的家庭形态，自然选择规律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随着非婚生子女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生殖技术的应用，婚姻家庭制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重新解读婚姻家庭制度起源的社会意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起源；自然选择；社会意蕴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5―0133―02 　　 　　一 　　 　　在婚姻家庭制度萌芽之前，人类社会的两性关系究竟处于什么状态，是否存在毫无禁例的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一直是婚姻家庭历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在19世纪中叶前，人们普遍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是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家庭形态，人类发展的远古时代根本不存在杂乱的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勒士尔诺(1831―1902)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1888年出版了《婚姻和家庭之进化》一书，在这书中他引用了一些动物界的例子，并从动物界里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来证明只有低等动物才有杂乱的性交现象，而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在产生之初是绝不会存在杂乱的性交现象的。对于勒士尔诺的观点，恩格斯给予了批评，并明确表示，用动物的例子来说明人类社会生活是证明不了任何东西的，“鸟类方面牢固的一夫一妻制的例子，对于人类丝毫不能有所证明，因为人类并非起源于鸟类”。 　　杰出的瑞士人类学家和法学家巴霍芬(1815―1887)1861年出版了《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简称《母权论》)一书，为家庭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巴霍芬通过对大量古代文献资料的比较和研究，指出母权制是原始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过的一个阶段，因为当时人类的两性关系处于“杂婚”状态。所以只能由母亲来确认子嗣，从而母亲便在社会中居于支配的地位。在人类发展的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在婚姻家庭制度萌芽之前，两性之间的杂乱性交现象在客观上是存在的，那种试图通过否认人类两性关系的初级阶段而“使人类免去这一‘耻辱’”的做法是徒劳的。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1818―1881)通过对易洛魁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结构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实际调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描绘出了人类家庭史的演进模式，阐明了两性关系发展“原是经历了几个顺序相继的发展阶段才臻于成熟的”。其中，两性之间的杂乱性交是家庭形态产生以前的原始状态。这就彻底推翻了先前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自古就有，并且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的理论。同样地，恩格斯也认为，两性关系的杂乱就是由于“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类的两性关系也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血婚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血婚家庭是婚姻家庭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虽然同辈人之间仍然存在相互的两性关系，但是不同辈的人们之间的两性结合被排除了，人类的两性关系于是有了第一次简单的但却是严格的禁例，它是家庭进化史上的重大进步，标志着婚姻家庭制度的萌芽；普那路亚家庭相对于血婚家庭，它的进步在于不仅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同时还排除了兄弟和姐妹之间的两性关系；对偶家庭是由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而来的婚姻家庭形式，它是一种不牢固的婚姻生活，男女双方分别属于各自的氏族，婚姻关系也很容易解体；一夫一妻制家庭是从对偶家庭发展而来的，相对于对偶制家庭而言，一夫一妻制家庭要牢固得多，它的确立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并适应于整个文明时代。 　　 　　二 　　 　　从毫无禁例到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的禁例，人类两性关系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助推器”的作用。在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随着各种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人类抵御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伴随着自然分工，群婚的家庭开始发生分裂，产生了不同的家庭公社，为人类摆脱群婚，走向个体婚提供了可能。恩格斯指出，家庭的形式和规模，受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水平的制约，例如澳大利亚的级别婚(群婚的一种低级形式)“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而普那路亚家庭(群婚的高级形式)“则已经是以有了比较牢固的共产制公社的居民点为前提”。 　　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只能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理解，对于家庭形态的演变而言，自然选择规律本能的、自发的作用才是最直接的和最重要的原因。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认为，不同的个体在形态、生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变异，有的变异使生物体获取食物的能力不断增强，在与其他生物体的竞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