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成本-收益分析与评价.docVIP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成本-收益分析及评价 2009年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2010年我国小麦各品种最低收购价每斤将再提高0.03元，其中白麦提高到0.9元/斤，红麦及混麦0.86元/斤；并且适当提高稻谷特别是优质稻最低收购价；同时继续实施玉米、大豆、油菜临时收储政策。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04年出台伊始，便一直存有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有利于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反对者则表示这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是回归到以前的保护价政策。实际上，这些看似对立的观点都可归结为对同一个问题的探讨，即政府实施这一政策的行为是否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要衡量一个行为，一个决定是否划算，普遍的方法便是成本-收益法。考量政府实施该政策付出了多大的成本，又得到了怎样的收益，这有助于我们透过纷繁的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最低收购价政策在争议中走过了五个年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该政策也在诸 一、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成本分析 衡量一政策所要付出的成本不仅要考虑显性的财政成本，还应包括实施该政策的机会成本和因政策实施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等，后两者属于隐性成本。 1．显性成本—财政成本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核心在于“托市”，无论是收购还是销售环节，政府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是以财政支出主动承担了价格波动的部分风险。在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过程中，构成中央财政成本的部分包括收购费用补贴、保管费用补贴和贷款利息补贴。其中，收购费用补贴为每市斤2.5分（含县内集并费）；保管费用补贴标准为每市斤3.5分/年；贷款利息补贴根据入库结算价（这里用最低收购价进行估算）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08-09年度国家分别按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4500万吨、水稻2250万吨、玉米4000万吨和大豆750万吨，以上品种收储均价分别为1490元/吨、1600元/吨、1500元/吨和3700元/吨；上年度央行公布的一年期基准利率为5.31%。根据上述补贴标准，按平均库存一年算，中央财政要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付出的财政成本共计239亿元。239亿元与国家4万亿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但是它却给农民提供了最低的保障，稳定了粮食生产，意义重大。 2．隐性成本—政策实施对市场带来的负效应 与显性成本不同，这部分成本并非直观可视的财政支出，但若不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容易对政策形成有失偏颇的理解。 早在04年最低收购价政策初出台之时，市场便发出了忧虑的声音。粮价从04年开始大涨，当时最低收购价根据市场情况确定为0.7元/斤，而当05、06年粮价回调之时，市场价只有0.65元/斤，可最低收购价仍然保持0.7元/斤，俨然成了最高收购价，使得政府定价逐渐取代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经营的多渠道又变回了单渠道。由于最低收购价高于市场价，一般粮食企业若以市场价收购难以收到粮食，若以最低收购价收购又担心亏损而放弃入市，最终导致收购主体由多样化再次变成单一化。这使得大部分粮食企业进退两难，或退出市场，或替中储粮“打工”进行代储业务以维持经营；或呈僵持状态，再度形成“三老”问题，只有少数规模较大的企业能正常运营。因此，有业内人士担忧，该政策扰乱了正常的市场机制，粮食市场化改革可能会走回头路。如果最低收购价水平定得过低，就失去了对农民的保护意义和预案启动的必要性，而当最低收购价高于市场价格，又容易对市场价格形成干预，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这是实施该政策所面临的困境，由此而给市场带来的负外部性，构成政策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机会成本—实施农民直补政策所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机会成本，可以理解为把一定资源投入到某一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只要进行了选择，机会成本便随之产生。机会成本小的行为将获得较大的比较收益。在这里，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机会成本便是实施其他可替代政策所能产生的最大收益，而“其他政策”主要指农民直补政策。早在最低收购价出台之时，部分业内人士就曾建议以农民直补机制取代之。在理论上，农民直补是一个更优的选择，至少可以不用通过涨价就达到令农民增收的效果。但这是在政策能完全落到实处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而直补政策最难的恰好在于执行环节。且不说逐户核实耕种面积、粮食产量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有多巨大，光是保证巨额补贴最终能落实到农户手上的监督费用就是天文数字。如果该政策只是走过场而不落实，即使补贴标准年年提高，经过中间环节的诸多截留，分到农民手里的钱估计也相当有限，对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刺激作用不大。所以相对其他政策，最低收购价政策在现阶段仍是一个较优的选择，政策实施的机会成本不大。 二、最低收购价政策收益分析 政策的收益来自于其内在目标的实现。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目标有三：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稳定农民收入预期、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三个政策目标实现效应如何？让我们逐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