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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海外贸易与传统对外经济模式转型 　　摘要：在两宋政权统治的三个世纪中，我国的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海外贸易也远远超过了前代进入了高峰时期，它不但给宋朝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收入，也与传统的中国社会彼此有着深刻的影响。海外贸易的繁盛不但使中国千年的传统贸易商路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也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中原王朝传统的对外经济模式的走向。使着宋朝的商业流通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奇特的质变，堪称是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宋代 海上丝绸之路 对外贸易 经济模式 市舶司 　　笔者选题的意义旨在通过个案研究探讨宋朝海外贸易与中国传统外贸格局演变的相互影响。宋朝繁盛的海外贸易实现了我国对外贸易重心的转移，巩固了我国在海上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奠定了我国古代海上贸易的基本范围，与宋朝商业经济、社会生活、思想内容等方面有着较为深刻的相互作用，对于中国沿海经济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它极大地适应了唐朝以来中国经济地理的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走向。上承盛唐之韵，下启大元之声，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社会迈进的步伐，甚至有可能促进其转型，它的影响涉及中原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且绵远悠长、意义重大。笔者认为其当时的功效甚至可能与今天的对外开放相互媲美，只是限于世界历史形式与具体国情的不同未能有效地改善中央政府的政治地位。但无论如何，宋代繁盛的对外贸易是毋庸质疑的，而且影响之深远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前人对此研究的范围方面已经涉猎很广很深，宋朝海外贸易的研究自二十世纪初即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藤田丰八曾就中国宋朝的贸易港口和贸易制度进行系统探讨。国内学者诸如陈尚胜、吴泰等对于宋朝海外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但都局限于贸易制度的硬件方面，对于它与宋朝社会本身的相互影响提及较少。唯有郑学檬先生《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和黄纯艳博士在《海外贸易与宋代海南岛商业的发展》一文中阐述了海外贸易对国内部分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商品生产的增加、农产品商业化的论证，但纵观宋史研究的总体而言，对海外贸易与宋朝商业经济、外贸模式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探讨并不深刻。 　　针对宋代海外贸易与中国传统外贸经济模式转变的相互关系，笔者对其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梳理。 　　一、传统商路贸易重心的转移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黄帝游手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的传说，在先秦时期，通过陆海两路，我国的古代先民们就已经同境外国家、民族展开贸易往来了。 　　陆路贸易与海上贸易在中国古代的起始时间大体相同，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两种途径的贸易往来也都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西汉武帝之后才正式有了“楼船高十余丈”“大?所出，皆授万斛”的海上交通贸易往来，即“海上丝绸之路”。 　　但无论是在西汉中期或是之后，两种途径贸易的发展速度却有很大差别。东西方交通路线已经形成，农业、手工业成品与技艺的传播也通过河西走廊在中亚辗转进行。偶发性的海外贸易活动也时有进行但始终不占主导地位。陆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自玉门关出西域的南北两道上的商使交属，想望于道。两道并进，络绎不绝，而海上的交往常常是政府使节和勇敢应募者的行为，辗转循案而行，还担心有蛮夷“剽杀人”从而导致“又苦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未还”几乎无人问津的凄清局面，比起西北陆路贸易盛况相差甚远。此后是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还是隋唐的同一时代，西北陆上丝路并没有阻断，而且规模相比从前都有了较大的扩充，虽然南方六朝的统治下海上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经济重心、政治中心毕竟还在北方，而曹魏、西晋、北朝各政权对外交往仍通过西北的陆上通道。在隋唐统一之后，西北丝路发展的速度更加迅速，因为它们政治中心和主要经济中心仍在北方，特别是作为最大的政治中心与消费中心的首都长安城处于关中，更有利于西北陆上贸易的发展。安史之乱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海上贸易发展很快，其中市舶使的派遣就可以说明海上贸易有了与前代完全不同的规模与意义。但它仍属使职差遣性质，并不像西北陆上的互市监那样是管理贸易的专门机构。 　　故而宋朝之前的陆路外贸历史比海路要丰富的多，到了宋朝，财赋重心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已经发展到了后期，江南的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加之五代以来开封城已代替古都长安洛阳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也随之东移，这给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不仅使出口商品的供给地转移到了距离港口更近的东南沿海地区，与经济重心南移相伴随的政治中心与消费中心的东移和南移使对外贸易的主要消费市场更接近贸易港口；而且日益繁荣的南方经济也为进出口贸易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腹地与市场空间。所以，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中心东移，消费中心南移不仅为宋代海外贸易的日益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贸易重心的东移。从此以后，西北陆上丝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