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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社会时间管理制度与昼夜秩序变迁
宋代社会时间管理制度与昼夜秩序变迁
摘要:宋代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昼夜秩序转变的重要时期。随着夜禁的张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规律也有所变化,宋代城市居民的社会时间开始向“三更半夜”延伸。宋代上元灯节是城市化生活对传统农业社会昼夜秩序的最大搅动,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从“与官同乐”走向“与民同乐”的重要举措,其所营造的天下祥和的节日气氛和公共空间人际交往体验已深深映入宋人的文学观照中另一方面,宋政府仍持续了白昼活动才属“正常”、夜晚活动多属“非常”的传统观念,而宋代“夜聚晓散”人群确有向秘密宗教团体发展的趋势,宋代统治者设计了保甲制度作为暗夜守护者。宋代社会流动人群的增加,“夜住晓行”成为旅客人群日常生活的重要侧面,邸店等夜宿场所必然成为社会时间控制加强的重要空间。
关键词:宋代;昼夜秩序;城市史;节日史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2-0146-07
序言:中国传统社会时间的官方属性
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时间分为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自然时间表征的是自然事物运动的顺序性和过程性,而自然时间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及社会事件相联系后则成为社会时间。古代中国依据农业生产的规律来安排社会时间,顺从太阳运行的起落与运行,形成了春播、夏耘、秋收和冬藏的社会生产传统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规律。
古代中国在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方面,是充满秩序感的。指导与安排社会时间是中国古代官方的重要公共服务职能,因而历代政府既要公布历法,还要制造时间计量工具,在白天以“圭表”、“日晷”等测量日影,而在夜间和阴天以“滴漏”、“刻漏”等测量水流,用以作为时间流逝的表征。《周礼?夏官》有“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凡军事县(悬)壶以序聚柝”,“皆以水火守之”。“水守”是在壶旁备水,需要时往壶里添加;“火守”是在夜间用火照明以观察箭上的刻度,在冬天又要以火温水,防止冻结。唐宋时期盛行的计时工具是“称漏”。宋代“复挈壶之职,专司辰刻”(P1588),皇城中专设“钟鼓院,掌文德殿钟鼓楼刻漏进稗之事”(P122),真宗时规定“司天监先差职官二员于钟鼓楼下专掌漏刻”,“昼夜轮一员在楼下专管时辰”(第12册,P285)
中国古代官方在计算时间之后,还要将时间的更迭交错公告于众,形成“晨钟暮鼓”的报时体制。古代中国城市多设钟楼与鼓楼,晨起(辰时)撞钟报时,暮起(酉时)击鼓报时。为了便于广告时间,一般城市的钟鼓楼多设在谯楼之处,“重屋日楼,门上为楼日谯。自秦、汉间郡有谯门,今邑治亦皆有之,或呼为敕书楼,上置鼓以警夜漏”(第284册,P415)。而如果没有城墙设置,地方城市则择高处建鼓楼,如宋新设乳源县,“去县东百馀步,近犀水,有高阜,立鼓楼於上”(第219册,P209)。政府根据这个时间信号,约束与保证官民从事各种活动时能有相互准确一致的时间,鼓楼所司者“日两衙,夜五漏”(第303册,P45)。
宋代还将“谨时候”作为县令“劝课农桑”的重要考察指标(职官四八之三一)。对于地方官吏而言,按时开衙听取公事是勤政的重要表现,坚持天明早衙是对地方施政评价的重要标准:如宋代文彦博的经历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情况:
文潞公为越之诸暨宰,鼓楼新成,书一绝于上,曰:“挂向楼头一任挝,挝多挝少?B从他。黄铀被里贪春睡,舒出头来道放衙”有不相喜者,以诗达时相吕文穆公,意其不事事。
中国古代官方掌握与播报时间,主要是为了督促民众进行生产,以免有误白日农耕,所谓“严戒禁,省晨昏,惕民之勤,警民之惰也”,“鼓以戒昏而兴居有节”(第219册,P209),从而使昼夜秩序成为“不言之教、不令之戚”,用统一的时问进程束缚和限定民众的社会活动(第300册,P140)。
宋代政府非常重视对社会时问的管理,促使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日夜分配问题产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时间秩序。
一、从“禁宵行者”到“三更半夜”:传统日夜秩序的松动
葛兆光先生提出古代中国对于白天与黑夜不同的人类活动,普遍持有“合法”与“非法”、“正常”与“非常”的道德观念。中国古代很早就将“人有夜寐忽觉而漫出门”列为禁戒之事,《周礼?秋官》中“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周礼》中的相关记载成为中国古代昼夜秋序传统形成的基础,唐代都市中改里为坊,取名为“坊”在于防也,坊没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巷三)。唐律中还专设“犯夜”罪名来维护夜间秩序:
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
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
疾病之类)(P527)。
唐朝规定每天晚上衙门的漏刻“昼刻”已尽,就擂响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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