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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为农村政治参与主体制度化研究 　　摘要：农村领导主体不仅仅是乡村干部和农村精英，按照哲学中主客体关系的划分标准，应当所有人和人格化的组织都应当具有农村领导主体的性质与作用。依据这样的标准，家庭就成为了农村领导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主体。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的联户代表制度的实践证明了家庭作为农村领导主体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同时，体现了家庭作为传统因素的集中代表对于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村领导主体；家庭；联户代表制度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0)02―0030―06 　　 　　传统的领导科学理论认为领导者是领导活动中的主体，被领导者是领导活动中的客体。如果把领导主客体关系放到哲学的主客体关系框架内进行分析，那么人的因素(或人格化的政府)就完全成为了主体性的要素，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被领导者其实作为人的要素也应当属于主体的范畴。那么在领导活动中，我们就要充分重视主体的作用，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搞好农村工作。具体到最基层的农村领导体制之中，把所有人的因素界定为领导主体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按照把所有人和人格化对象作为领导主体的逻辑，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形成对农村领导主体的统一认识。学者们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社区的善治及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一目标，针对农村领导主体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述。与此同时，政治探索中的制度创新和发展也为农村领导主体的确定设计了不同的方案。通过实地考察，我们认为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的联户代表制度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为了更好地了解联户代表制度对于农村领导主体的开创性作用，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农村领导主体既有的相关理论。 　　 　　一、农村领导主体研究的简单回顾 　　 　　20世纪90年代起，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和讨论开始在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占据主要地位。20世纪末、21世纪初乡村治理逐渐成为学术关注的中心，而村民自治的相关研究也没有停止，只是从以前单纯分析村庄内部的政治运转和整合进而把视野扩大到乡村与国家相互关系(即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之内。在同一时期，又兴起了新乡村建设运动，也就是在村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众多学者开始尝试沿着梁漱溟、晏阳初在民国初期乡村建设运动的轨迹，探索性地进行新时期中国村治的试验。 　　在十几年的研究和试验过程中，对农村领导主体的论述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农村领导过程的实质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其主体自然就是广大农村居民；有的学者认为，在农村社会起主要作用的是农村精英分子，他们掌握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支配权，是实际上的农村领导主体③；还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农村社区实行自治，但是，实际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是没有而且也不能够减弱的，所以农村领导主体是国家权力载体――乡镇政府。这些看法综合起来也就是可以把现有的农村领导主体研究归纳为村民个人、村集体组织和政府三大类。 　　第一，村民个人。这可以划分成全体村民和村庄精英两种情况。全体村民是农村领导与治理的法律意义上的主体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全体村民集体议决机制建设在一般的村庄内还没有普遍实现。《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大会只是停留在法律规定的水平上，缺少相应的实现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所以，所谓全体村民作为主体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学者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那么把村民组织起来，通过一定的实体形式实化全体村民成为农村领导主体就成为了共识。问题也就转化成了如何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在理论上，从借鉴国外的乡村建设经验，到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农民协会。 　　农村基层领导活动在实践运行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精英作用的发挥。村庄精英是村中掌握优势资源的人，并且可以凭借这种优势左右村庄生活，对农村领导产生较之一般村民重要的影响。有的学者把村庄精英划分为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前者包括村组干部，他们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后者包括宗族长者、宗教领导和致富能人，他们拥有传统、信仰、经济等权力。还有学者把村庄精英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实际上，政治精英即体制精英，经济、文化精英属于非体制精英的范畴。对于当前村庄精英的作用而言，应该说是体制精英作用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非体制精英的影响。由于体制精英自身充当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自治权利的双重载体，内在地形成了矛盾；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和传统文化在市场体制下的回复，也为非体制精英更多参与村庄政治并成为领导主体提供了新资源。 　　第二，村集体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关于村民自治的唯一一部专门法。该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一定区域内，是被法律承认的处理公共事务的唯一自治主体。我国宪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