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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囚笼――浅谈古船悲剧性 　　【摘要】：从家族观念的角度切入，试论《古船》的悲剧性。家族观念是《古船》中诸多人物的紧箍咒，每个人都在它的重压之下扭曲疯狂近乎窒息。张炜似乎想在痛定思痛中寻找一条走出这种悲剧的社会与文化的道路，但是在这样巨大的难题面前，他呐喊之中更多的是彷徨与无助。 　　【关键词】： 家族观念；悲剧；《古船》 　　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510180-02 　　 　　《古船》发表于《当代》1986年第五期，“《古船》以胶东地区处于城乡交叉点的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在近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上，以浓重凝练的笔触对我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情状作了全景式的描写。”[1]小说发表后反响强烈。《古船》不是通常意义上乡村历史和乡村文化的审美表现，亦非我们所习惯和熟悉的史诗性手法的运用。它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当时改革题材文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他们的集大成者。正如很多评论文章指出的，《古船》不仅挣脱固有思维模式的樊篱，以其独特深邃的目光，刺透历史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争斗的繁杂表象，窥探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内在律动的根源，而且倡导一种基督式的精神追求，追求以和平的方式去结束人类的苦难，通过这种精神和行为的超越，达到生活的安稳与和谐，人性的至善至美。张炜关注的不仅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他关注的还有历史在人心上的投影。张炜的思考并不止于生活的表层，而是探向生活的深层，更没有图解某种权威的历史结论，而是表达作者个人的历史见解。他认为传统的宗法制度和极左路线的巧妙结合是造成这段历史的社会机制。宗法制度在古船中具体体现就是家族观念。 　　在《古船》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特殊氛围。那就是弥漫在洼狸镇的家族观念。可以说洼狸镇的历史变迁，洼狸镇人的生命和生活的轨迹，隋李赵三大家族的盛衰，都和这种源远流长的家族观念密不可分。在《古船》中，几乎所有的人的悲欢离合，都能找到其受制于家族观念的动因。一个人不管他的行为多么放荡不羁，不管他的个人意志如何坚定执着，只要生活在洼狸镇上，就被家族之网牢牢缚住了，即便再苦苦挣扎，也无法挣脱。更为可悲的是，很多时候不是家族观念对个人的意志与行为的统治，而是个人对家族观念的自觉不自觉的承担与顺从。家族观念中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教条与极左思潮结合，把人的一切生存的欲望、感性的要求泯灭在为路线服务的冰水之中，致使产生社会对个人、理性对感性的极度压抑。令人痛心的是无论是合作化、大跃进、“文化革命”，还是在初期经济改革时期，洼狸镇同样令人悲哀地卷入了家族斗争的漩涡之中。老隋家的衰败和老赵家的崛起，尽管诱惑人的是个人私欲、个人的经济或政治利益，但“为家族而战”的信念却是深藏于每个人的潜意识之中。而这种奴化的家族意识带来的不仅是个体生命力的萎缩、蜕化和扭曲变态，大而言之，它还带来了民族政治经济的危机。 　　张炜显然深深地看透了这一点，对之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对家族制度的憎恨和批判，处处渗透在张炜的叙述意图之中。最有深度的无疑是老赵家的家长赵炳其人。在历史的纷争中，他的地位稳如磐石，凭借的就是家族意识，家长制意识。因为他在家族中“辈份最高”，在政治上是“最老的党员”，把家族利益与政权集于一身。他是洼狸镇上真正的统治者，或明或暗地决定着洼狸镇的一切。洼狸镇的痛苦与罪恶他都脱不了干系。赵家另一个掌权人物赵多多，对老隋家得人恨之入骨。即使得不到美丽的茴子，也不能让她死得安心，竟对着茴子的尸体撒尿。他认为由他控制着粉丝大厂便是对随家最大的嘲弄。而老隋家的隋见素阻止李其生对粉丝厂的技术革新，朝思暮想地想夺回粉丝厂，无非是想由隋氏家族取代赵氏家族，重新成为洼狸镇的大户。他们都是家族恩怨的自觉担负者，家族观念已成为他们的潜意识，成为一种心理本能。一有机会他们便会狠狠扼住对方的咽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一种可怕的生活信念。但这种信念却在他们的头脑中深深扎了根。在小说中，张炜让这几个人物一个被刺，需要“三年扶体，十年扶威”；一个撞车自焚身亡，身体都烧焦了；一个身患绝症，只能在医生的陪伴下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已经现表露出明显的寓意。 　　张炜正是因为洞察了这一切的苦难及其背后的根源，张炜在作品中一再暗示这种历史还活着，不仅作为那社会结构的象征物―如古城、老庙、磨房还活着，作为那种社会结构的代表人物―赵炳、赵多多―还活着，更痛心的是那种与现代意识尖锐对立的传统的文化意识，尤其是宗法制家族观念还活着。可以说宗法制家族观念这种现实的存在，是中国社会深层的巨大悲哀。张炜对这种历史的描述中，蕴藏着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压在我们身上的历史重负的摆脱、反抗、与否定，从而为走向未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