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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学派形成及启示 　　摘要：从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规训制度及特有的语言符号系统来理解学派的涵义，宋朝真正能称得上学派的只有程朱理学一系。我国学术的发展迫切需要不同学派的争辩、竞争和合作，宋朝程朱理学学派的兴盛对我国现代学派的萌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学派的界定 　　 　　学派一词在大众话语中虽频频出现，但并不表示学派已经具备了明确、公认的定义。其实，在学术话语中，学派依然歧义丛生，莫衷一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认为，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1](P2947)。而《辞海?词语分册》对学派的解释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由于不同的阶级立场或学术观点而形成的不同派别。如‘永嘉学派’、‘程朱学派’。”[2](P1208)《牛津英语大词典》对学派的解释为：“在哲学、科学、艺术等某个理论的或实践的知识领域内，由于受教于同一专门大师，具有相同师承关系，或因原理方法和风格上的普遍相似而联系在一起的学者群体，他们遵循共同的教义、原理或规训，甚至规范的话语。”[3](P2696) 　　上述几个定义或从阶级立场、或从学术观点、或从师承关系、或从共同的教义、原理等角度来界定学派，都没有完整地展现出学派的特征，也没有着重强调学派形成的根本标志――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规训制度以及特有的语言符号系统。我们着眼于学派文化，在把握学派根本标志的基础上，对学派界定如下：学派是指在某个理论的或实践的知识领域内，因相同的师承关系或概念范畴、原理、方法和风格上的普遍相似而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和特有的规训制度的学术团体。 　　 　　二、宋朝学派辨析 　　 　　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混乱割据的局面，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宋太祖实行不因政见、言论和文字等方面的罪名而诛杀大臣和士人的政策以及宋太宗“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得到宋朝历任统治者的尊重和承袭。封建专制统治下有限的政治自由，营造了较为宽松的学术氛围。鉴于宋朝学术思想活跃的局面，一些学者认为，宋朝由于不同学术团体在哲学、政治、教育以及地域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学术争鸣盛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学术群体并兴的态势，成为继春秋战国以来又一个学派林立、学派竞争的时代。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北宋时的学派主要有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以及程颢、程颐的洛学，南宋时的学派主要有张?蛐档暮?湘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心学、吕祖谦的中原文献学以及陈亮、叶适的事功学。然而，对照学派涵义的界定可以发现，被学者们所承认的宋朝众多学派要么语言符号系统不鲜明，要么学术体系不完善，要么自身学术体系内部相互矛盾，要么学术群体传承的生命力不强，尚不能全被称之为真正的学派。 　　宋朝真正能称得上学派的只有程朱理学学派。宋朝从开国伊始统治者振兴儒学的同时，沿袭唐朝儒、佛、道并行的传统。然而，由于佛教、道教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有了比较完备的思辨哲学体系，其基本思想已逐渐渗透到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与之相对照，从汉朝到唐朝，儒学一直偏重考据，显得粗疏而不系统，不能与佛教、道教相抗衡。因而，宋朝儒学由偏重考据转向偏重义理，并以儒学为主干，在与佛教、道教相互斗争中寻求相互融合，吸收佛教和道教思辨哲学的精华，逐渐发展起顺应时代潮流的主流文化――理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以及程颢、程颐的洛学、朱熹的闽学等，是一脉相承的理学思想体系，他们都是程朱理学学派螺旋上升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个纽结或圆圈。周敦颐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融会《易传》、《中庸》以及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凝结形成《太极图说》、《太极图》、《通书》等著作，创立“濂学”，提出和阐述了诸如“无极”、“太极”、“道”、“阴阳”、“五行”、“性命”、“理”等一系列范畴。由于周敦颐对理学的贡献，史称“道学宗主”、“理学开山”。“心性义理”之学出，破千余年之幽暗而晓明者，便是周敦颐[4](P97)。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在理学发展中具有奠基的地位。张载大部分时间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创立“关学”，代表作有《正蒙》、《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西铭》等。张载以“太虚即气”为哲学的最高观点，推演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理一分殊”、“心统性情”等观点，后来都成为程朱理学的基本范畴。张载去世后，关学弟子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等成为程门高足，“关学”与“洛学”鼎足的局面被打破，“关学”走向衰落。程颢和程颐的“洛学”以继承和复兴先秦孔孟儒学为己任，以“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构建了一个哲理性、思辨性的理学体系。二程的著作有《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等，其“性即理”、“格物致知”、“知先行后”、“天理人欲”等都成为程朱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