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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对曾国藩理学思想形成影响 　　[摘要] 清代学人曾国藩，惯以理学修身治世。然其理学启蒙之路归功于父祖辈开创之家学。父祖两代皆为理学信徒，平日谨守伦理规范，亦步亦趋，治家育儿既重言传更重身教。受祖父之训（恪守礼制、经世济民）和父亲之教（孝亲育弟、事君为孝）的双重熏染，曾国藩少年立志，潜心于理学数十年，汲汲于内圣外王之业，笃实践履，终成有清一代理学名臣。 　　[关键词] 曾国藩；家学；理学 　　[中图分类号] B8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6―0129―05 　　理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思想，不仅盛行于宋元明清历朝士大夫群体，更因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和强化，以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态扎根于民间普通大众之中。曾国藩的家族便是其中之一。曾氏被赞为晚清理学领军人物，其幼承之家学，理学色彩异常鲜明、浓厚。父祖两代遵奉终身，于学理虽无建树、于践履埋首践行，皆为不折不扣之理学捍卫者。“祖训不可一日忘之”，曾国藩效仿父祖，学行多年，身心、言行渐皆入理。换言之，家学开启了曾国藩理学启蒙之路，其一生立德、修身、齐家、经世诸多成就实导源于此，不可抹杀。 　　一“祖父之训，尤应谨守牢记” 　　曾国藩在家书中曾多次提到：“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1]（P1307）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位精力充沛、胆识过人的乡绅，名曾玉屏，字星冈。在湖南湘乡曾氏族人的印象中，曾玉屏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又肯为邻里乡亲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威望极高。 　　在曾国藩的记忆里，祖父“霸气而不鲁莽，谦逊而无傲气”，修身体行儒家“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三语，持家热衷于践履清帝康熙的《圣谕十六条》。早年虽因顽劣、游惰而失学，但贵能幡然悔悟、改过迁善，“以身垂范而教子侄”，是值得曾氏后人学习的典范。作为长孙，曾国藩耳濡目染，从祖父曾玉屏言谈举止中深切感受到以下两点且终生受益。 　　一是恪守礼制。孔子言：“不学礼，无以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的发展由来已久，上至庙堂，下至民间，礼仪制度无处不在。受传统习俗影响，曾国藩的父祖辈坚持以礼治家、以礼治学。祖父曾玉屏生平“以不学为耻，讲求礼制”[2]（P331），“敬礼不怠”[2]（P329）。他曾多番告诫子孙：“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2]（P329）在祖父“讲求礼仪”的影响下，湘乡曾氏家族上下对礼的态度是尊崇的、诚敬的。父亲曾麟书“世守礼义”[1]（P936），课徒授业二十余年，开设过《周礼》、《仪礼》等课程，不仅口授古礼，还亲身示以仪则。曾国藩兄弟几人少时伴父读书，耳听祖父之言，习礼、守礼于日用常行间，“习惯成自然”[1]（P46）。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李久学，徐雷：家学对曾国藩理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父祖辈尊礼、隆礼的态度及实践扎根在曾国藩心中，令他自小便知恪守礼制的重要性，渐悟“礼乐不可斯须去身”[1]（P35）的道理。曾国藩曾说：“我祖星冈公第一有功于祖宗及后嗣，有功于房族及乡党者，在讲求礼仪，讲求庆吊。我父守之勿失，叔父于祭礼亦甚诚敬。”[1]（P507）既评价了祖父讲究礼仪的价值和意义，又肯定了曾家老少对祖父教诲的一脉相承。此外，这句话还清晰地传达了曾国藩本人对恪守礼制的思考：“于礼心甚诚敬者，礼可终身守之而勿失。”之所以再三强调，原因正在于曾国藩目睹了“举世礼邱轲，貌尊非心即”[2]（P30）陋习的客观存在。儒家先贤孔子和孟子，万世师表，读书人莫不心生敬畏，以礼尊之。然时至晚清，礼到而心不到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完全违背了先王制礼的本意。对此，曾国藩指出：“先王之制礼也，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此皆礼之精意。”[2]（P302）又说：“先王制为事亲之礼，……因人之情而为文达之。”[2]（P164）显然，礼的产生是以人心的接受和认同为前提的，它承载了自内而发的“人之爱、人之敬、人之情”，两者合一才能彰显礼的神圣性和威严感。 　　鉴于此，曾国藩结合自己习礼实际，积极提出应对之策。首先便是熟读《礼记》。他说：“熟读《礼记》，《曲礼》、《内则》、《少仪》诸篇，自足使人之威仪动作皆有范围；熟读《乐记》、《学记》、《祭义》，自足使人之心思识趣渐有把握。”[3]（P5745）曾国藩相信熟读《礼记》诸篇至烂熟于心且体之于行，习礼者之心思、动作皆能动不逾矩，礼义自然渗透于一举手、一投足间。其次便是寻找礼之本源。曾国藩知道仅仅停留在熟读文本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习礼者依然会存在知行相互分离的情况，究其根源在于人心缺乏对礼的敬畏。习礼者毫无敬畏之心，即便《礼记》倒背如流也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为礼寻找本体论上的依据，在曾国藩看来显得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