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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文本分析 　　摘 要：《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作为问责制度的一种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明确了问责的根本目的，符合了问责的原则和基本规则，理顺了问责的思路，按照不同角度划分了问责的运行机制；但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需要在实践操作中找出不足，细化操作程序，从而使问责制能切实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起到警示作用，把问责进一步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从一般行政问责制向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深化。 　　关键词：干部问责；问责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0）-12-0014-02 　　 　　一、《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进步性 　　2009年7月12日，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出台，《暂行规定》是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它把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条例规定了7种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情形，首当其冲的是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其他则包括工作失职，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的；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的；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问责的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五种方式。 　　《暂行规定》是对频发的重大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近年来以“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等标志事件演绎的“问责风暴”的积极反应，其出台的目的就是要把政府打造为服务型政府、法治行政府、责任性政府、阳光型政府；将党政领导干部培养为具有公仆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的干部队伍。问责制自从03年“非典”以来慢慢的进入公众的视野，可是并没有制度化，随着决策失误的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增多，腐败现象加重等等，问责的制度化变得越来越紧迫，《暂行规定》颁布之前，各省市曾颁布了有关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规章制度，但是由于法规文件地方差异较大、可操作性差，给问责主体在量责适裁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有的地方法规甚至危及问责制的公正性；因此，《暂行规定》的及时颁布，对于建立一个适用广泛的、操作性强的法规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为：一是符合了问责制的原则即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依靠群众、依法有序的原则。二是符合了问责制的基本规则，即客观事实责任制与结果问责，只要有客观的问题出现，领导就要被问责，因为现在是政党政治的时代，一个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重大的事故，导致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巨大损失，那么执政党必须要有官员出来承担责任，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继续赢得人民的信任从而继续执政。三是理顺了问责的思路，初步明晰了“问谁责”、“由谁问”、“怎么问”和结果公开等问题。四是按照不同角度划分了问责的运行机制。问责须对不同的责任进行划分，《暂行规定》中对于领导干部问责的运行机制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类，也正由于这些不同角度的分类，才使得问责的机制更加健全，从而加快问责制的实行。从内容角度来划分，问责可以分为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相应地，不同类型的责任，就需要启动不同的问责机制。从组织视角来说，建立健全问责的运行机制，必须发挥以下四个问责机制：社会公众问责、权利机关的问责、行政机关的问责、司法机关的问责机制。 　　二、对《暂行规定》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的分析 　　《暂行规定》作为问责制度的一种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需要在实践操作中找出不足，细化操作程序。《暂行规定》颁布一年多来，回应社会公众对问责制效果的一些疑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有几个关键环节需要进一步厘清，从而使问责制能切实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起到警示作用，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理念从制度上落到实处。 　　（一）问责主体 　　问责主体涉及程序正义和问责制的权威性问题，因此是问责制得以有效实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暂行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履行本规定中的有关职责。”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和地方党委会是中央和地方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我们将问责制的主体定位为各级“党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至于各级党和政府的组织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