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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行为对地区出口商品技术水平影响 　　摘要：人民币汇率制度、汇率变动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有什么样的影响？通过改进现有方法，利用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考察后发现：第一，汇率制度变量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以及高度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我国各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著的拉动效应；第三，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地区出口技术“高度化”指数呈反向关系，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能提升地区间出口技术的相对高度，反而利于地区间出口技术水平的均等化发展。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率变动；技术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0-0055-04 　　一、引言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国际经贸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人民币从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向盯住―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制度变得更加灵活，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不仅由此增加了微观企业的交易成本而且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因此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出口贸易增长存在负面的影响。然而，我国对外贸易不能一直满足于低附加值产品的无序扩张。要实现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改进对外贸易的社会福利效用，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契机（胡均民，2006）。这个观点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汇率变动是否能够改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出口技术水平，增强我国出口竞争力水平这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就成为受关注的重点，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胡均民，2006；曾铮、张亚斌，2007；冯正强、杨晓霞，2007；魏晓晴、刘国峰，2010等）。 　　然而，经文献回顾后不难发现，已有研究普遍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量、值、占比等统计量来划分出口商品结构。这种划分方法可能会高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水平。随着国际间专业化分工的迅猛发展，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使得某个国家或地区往往只是承担生产的某个特定环节（比如高科技产品的装配环节）。因此，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值、出口量或出口份额等“量”上的增长能否真正说明国家（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出口竞争力的增强是有待商榷的。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技术附加值的概念来衡量出口商品的“质”。该指标来源于关志雄（2002）出口“高度化”指标的计算过程；随后Hausmann（2003）也提出了技术“复杂度”的概念并成功运用于国际贸易分析，虽然指标来源不同，叫法相异，但是构造的思想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该指标综合反映了一国（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劣地位，国家（地区）出口商品的平均技术附加值提高，代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国家（地区）的出口技术水平提高、竞争力增强。 　　据上，本文将在测算出口商品技术附加值的基础上，考察汇率制度、汇率变动与地区出口技术变动的关系，分析汇率行为对我国地区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二、技术附加值的测算方法及地区出口技术水平 　　（一）产品技术附加值的测算及地区平均出口技术水平 　　综观文献资料，关志雄（2002）、Hausmann（2005）、樊纲（2006）、刘钻石（2010）等均采用加权人均GDP的方法来衡量技术附加值。这种计算方法主要有两个关键步骤，一是确定合适的权重；二是确定计算产品技术水平的地区范围。关志雄（2002）、Lall（2006）直接以一国产品出口额占世界该种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作为权重；樊纲等（2006）在考虑权重时，注意到了各国出口规模不同所带来的影响，把显示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作为赋值的基础①。郑昭阳等（2009）通过反例说明，采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权重计算方法可能使得较小穷国所依赖的出口产品其技术附加值明显向下偏差，比较而言，用出口额的分布作为权重可能更加合适。在计算技术水平的地区范围的选择上，上述文献普遍立足世界范围，计算世界各国人均GDP加权平均来衡量各种产品的技术附加值。这种方法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现有贸易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并成功地运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分析。然而也有文献资料将这种计算方法应用于省际之间出口技术水平的比较（刘钻石、张娟，2011）。本文以为，基于世界范围计算的产品技术附加值结果用于省际之间的分析似有不妥。许斌（2008）在指出罗德里克错估中国出口的相对复杂度时就曾提出，用中国的人均GDP估计中国出口复杂程度时必须注意到我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技术水平普遍高于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水平，但如果以人均GDP的国际加权平均值作为基础衡量我国地区间技术结构状况，就可能会出现欠发达地区技术水平被高估，发达地区技术水平被低估，从而发生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出口技术水平趋同的现象。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