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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机构传播学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汉乐府机构的传播学研究，对汉乐府机构的表征和功能、意义进行全新视角的重述。汉乐府时代，正是新兴的文字媒介时代，因为文字媒介对音乐媒介的压迫，致使音乐退出过去的意识形态传播领域，在乐府机构中实现了音乐与政治的分割；乐府机构的工作开拓了音乐作为艺术的广阔空间。尽管乐府机构的存在只有100年左右，但仍然为音乐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乐府机构为隋唐时代政府音乐机构的先声。正是在乐府机构中，实现了音乐与政治的分割并且开创了音乐作为艺术的新空间。 　　【关键词】汉乐府；传播学；文字媒介；音乐艺术 　　【中图分类号】J6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12-5 　　汉代成立乐府机构，其影响和意义十分巨大。对汉乐府的研究硕果丰厚，包括了从音乐角度、文学角度和机构角度等多方面的研究。本文是从传播学角度来考察汉乐府作为机构的意义和影响。 　　笔者在对先秦礼乐进行传播学研究时，已经认识到，在春秋战国时期，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文字的使用，使得人们的感官经历了新的冲击和分割。在那样的时代里，礼乐受到新媒介最大的冲击和挤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礼崩乐坏的战国之后，是秦汉统一时代的到来。在秦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20年之后，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了此后大约400年统一统治的汉朝。而在汉朝建立近百年后，汉武帝设置了乐府机构，又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于公元前6年，撤销了乐府机构。因此，乐府机构于汉武帝时成立，于汉哀帝时撤销，作为政府机构，行使了100多年的机构职能。而它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音乐的传播。 　　我们重新进入西汉时期乐府机构设立的那个年代，试着复原那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逐渐的，汉乐府作为一个媒介机构，它表征的是什么、它的功能和影响是什么便呈现出来。从已有的史书典籍和研究来看，汉乐府机构的成立主要为了统治者“观风俗，知薄厚”；但是从传播学和媒介角度来看，汉乐府机构事实上所做的工作和承担的功能，表征了音乐作为媒介进一步被文字挤压，音乐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正在开始建立并成为新的领域；乐府机构实现了音乐与政治的分割，使音乐从意识形态传播领域中退出，开始建设、发展自己作为艺术的独立空间，并且作为政府机构，汉乐府是随后在隋唐时代出现的较完善的政府音乐机构的先声。 　　首先，从汉乐府机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里音乐作为媒介，进一步被文字挤压，在汉代已经退出它曾占据过的意识形态传播领域；但退出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音乐并没有消失，反而更繁荣的发展了起来，不过，是作为艺术而发展起来了。 　　音乐在先秦的中国政治中，曾经以礼乐的形态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媒介。音乐、歌声的出现远在文字之前。在文字出现之前，人们用有节奏韵律的声音来交流；后来，礼乐是文字出现和广泛使用之前统治者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媒介。“而随着文字的发展和广泛使用，文字取代音乐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致使礼乐失去了它原有的重要性和核心位置，而作为音乐的审美性却得到了张扬，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新声’、‘新音’，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媒介技术原因；而与此同时，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时发生的必然是文化的巨大变革。媒介是人的延伸，礼乐的时代是耳口相传的时代，而随后的文字时代则是视觉拓展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第一个政治文化大变革大繁荣的时代。”。 　　也即，在秦汉统一中国之先，礼乐就已经受到极大的冲击，开始从政治中被挤压出来。但那时候，仅仅是开始；那是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礼乐也经历着这样的大冲击，但是，礼乐何去何从、音乐何去何从，还没见分晓。直到汉武帝时期成立乐府机构，礼乐和音乐的去向与位置才真正清晰，而音乐从政治中分割出来到这一阶段也才得以完成。 　　秦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20年之后，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了汉朝。汉建国不久，就有叔孙通向汉高祖刘邦宣传礼教的意义和作用。刘邦于是让叔孙通为他制礼。叔孙通的制礼包括了一定程度上的对礼乐的恢复。而事实上，那时，即使是专管音乐的乐家，对于先秦礼乐，也只能记其铿锵之音而不能释其意了。所以，叔孙通只是以他的理解重新制定了一套“威仪三千”的礼乐，初次使用时，就让汉高祖刘邦感受到了作为皇帝的尊严，说“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尽管如此，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巩固和强大，礼乐的重要性和作用却再也不能回归到孔子所理想的周代。 　　首先是因为，音乐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已经全面被文字挤压。在汉代，隶书逐渐取代小篆，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西汉时期已经开始用丝絮和麻造纸，这是纸的雏形。东汉时蔡伦改进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用于书写的材料各种各样。贵重的丝帛用来书写特殊抄本……我们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写作当时标准材料上的文书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