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价值观念变迁几个问题.docVIP

汉儒价值观念变迁几个问题 　　摘要：本文从理论方法到史实系统地回答了陈启云先生的批评。认为用“心态史”的方法、按照“学理”来“联贯”分析汉代儒生价值观念存在着重大不足，得出的结论背离了历史真实。文章以史实为依据，从社会变迁对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关系入手，对汉代儒生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吏化”的发展、西汉末年儒生追随王莽的原因、东汉清议与党锢的政治理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对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的正确理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论。 　　关键词：汉儒；价值观念；刘秀；吏化；批判精神；清议与党锢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1-0003-11 　　 　　陈启云先生的《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以下简称《理论篇》）和《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证篇》（以下简称《考证篇》）两篇长文，对拙文《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①提出了系统的批评，认为拙文在观点上是“保守”的，在理论和方法上是不合世界史学研究“大气象”的，在文本解读上因为没有做到“贯通”而导致了对顾炎武的“误读”。陈先生的批评文章，确使笔者受益匪浅，获得了不少新信息，对此，应表示特别的感谢。但是，笔者对陈先生的批评，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史实分析都有分歧，故为此文，一方面是向陈先生请教，另一方面则对拙文提出而没有展开的内容略予补充，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方法与概念的分歧 　　 　　陈先生对拙文的批评是从理论和方法开始的，而后是具体的史实辩难。本文即按照陈先生的顺序，先谈理论和方法，后谈具体史实分析问题。 　　陈先生的《理论篇》是专门针对拙文谈理论和方法的，其批评集中在两点：一是研究路径问题，二是概念的使用问题。现在先谈研究路径问题。 　　陈先生把拙文归入心态史的研究路径，并且用较大篇幅对法国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马克?卜洛克（Mark Block，笔者按：大陆一般译为布洛赫）和鲁申?费夫贺（Lucien Febvre，笔者按：大陆一般译为费弗尔）对于心态史研究的重视和分歧及其在20世纪的演变做了详细介绍。为说明问题，现将陈先生在《理论篇》的介绍略事转引：马克?卜洛克和鲁申?费夫贺同为心态史学的创始人，但马克?卜洛克主张的“主要是社会学的途径，认为历史学家所观察的是人们 ‘集体的习惯’、‘一再重复的实践行为’、‘未作理性反思或无意识的心态在社会矛盾对立中所作出的表现’”。费夫贺关注的“则侧重在‘心理学’方面和较为知性的理念（more intellectual conception）；他认为心态史的任务是去重建过去某一社会群体在某一时期在其个别成员意识中所反映的共同一致的心灵世界（mental word）”。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大多采用卜洛克的观点，而随着“‘人类文化学型’的史学”的兴起，心态史学正在转向费夫贺。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的《人类科学文化史?前言》云“本书的原则性先决的理念（a prior postulate）,亦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建立的基本前提，为此一信念：即国际关系终极之实质并不只由政治及经济因素所决定，而确定地源出自心灵之能量于需求” 。“文化和科学事实，无论其内涵、方法、主因、借口、或背景为何，基本上都是人与人相关互应的思想。”这正是史学研究向费夫贺主张“回转”的体现。而在陈先生看来，拙文采用的却是卜洛克的路径：“而臧文的论据正是卜洛克强调‘心态学’观察的是人们‘集体的习惯’、‘一再重复的实践行为’、‘未作理性反思或无意识的心态在社会矛盾对立中所作出的表现’、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以现实政治利益解读文化历史的主张’”。以上是笔者对《理论篇》相关内容的归纳，详细内容，参见《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陈先生是赞成费夫贺的主张的，陈先生有“我的想法和费夫贺比较接近”之语，见《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而费夫贺的主张正在取代卜洛克指导着心态史的研究，所以，陈先生认为拙文是“保守”的，甚至“带有一些改革开放以前的史学色彩”。 　　非常惭愧，无论是在撰写《探微》以前，还是撰写以后，笔者对卜洛克和费夫贺的心态史观都了无所知，对于当代心态史研究之由卜洛克向费夫贺的“回转”，就更不知其情了。当然，对“心态史”的概念倒是知道，那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有关西方史学理论的书籍中接触的，所知仅限于概念，知道西方史学理论中有心态史的理论与方法，至于其内容和发展则未予太多的注意。这一方面是因为笔者为学不敏，不重视现代西方各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修，认为那是史学理论专业和世界史专业学者的事情，我辈研习中国古代史者不必在这方面花力气，因此致使理论知识结构欠缺，是陈先生的介绍，才使笔者对年鉴学派心态史学的两位大师的学术观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