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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仰本土化可能性分析 　　摘 要：法律信仰是对法律依赖式的确信和信任，法律信仰如同现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一样，实属西方法律文化的舶来品。从宏观范畴而言，法律和法律信仰均属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不同于科技和工具，文化的移植难度是极大的，因为它必须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有机结合方可为大众接受。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法律信仰能否在中国适格地本土化，取决于它与中国历史传统的契合程度。 　　关键词：法律信仰；本土化；历史传统 　　基金项目：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2015年校青年科研基金项目（2015022001） 　　法律信仰自梁治平教授将其舶来中国已近十余载，十余年间许多法学学者对其进行了各种分析，有直接将其奉为新中国法治建设之圭臬的，有对其犹疑不决的，也有对其进行反思质疑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学者们最终的争议集中于来自伯尔曼的或者来自于西方文化的法律信仰在中国是否有可适用性，中国法治建设是否应该走法律信仰的道路，笔者拟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1 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梁治平教授引入的“法律信仰”出自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显而易见的是，因为该论著中法律与宗教的密切关系，梁教授才将伯尔曼对“law”的“believe”翻译为“信仰”，这种译法与论著的主旨是相契合的，但是其真正应有的意义尚值得商榷。那么西方文化中法律与宗教究竟有着怎么样的密切联系，以至于伯尔曼和梁治平教授将其同等对待，甚至可以将世俗的法律上升到人类灵魂信仰的高度呢？ 　　法律与宗教，从缘起来看，一个是世俗社会里定纷止争策略，一个是人类在精神上灵魂对神的信仰，二者似乎是互不相关的，然而在伯尔曼看来，至少在西方世界里，二者是相互关联而且互生互长的。在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西方人面临生存意义危机时，伯尔曼认为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法律与宗教的过度分离，具体表现为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和对宗教的不信仰。《法律与宗教》的目的也就在于为人们揭示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从而试图解决现代西方社会人类的生存意义危机。在从《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伯尔曼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有两个：古希腊的哲学和希伯来的基督教神学。可以说二者共同缔造了西方人对法律的高度信任。 　　一方面，古希腊哲学以严谨的逻辑思维、精彩的演说、巧妙的论辩和苛刻的质询等为其发展方式，这对后世法律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知识基础，为后世法律辩护的发展奠定了论辩经验和技巧；而苏格拉底在有逃亡机会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遵守雅典法庭对其做出的死刑判决则为当时法律的神圣和雅典人守法情况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另一方面，希腊哲学同时对基督教神学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论，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便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代表之一，他终身跟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并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证明了“君权神受”的观点，他也在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上对神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奴仆的观点。从上述可以看出，在西方文化中，古希腊哲学对西方的法律和宗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者实际上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对西方的法律发展与成熟做出了贡献，虽然其目的一部分是为了维护教会的统治地位和教权。生活于公元四、五世纪的圣?奥古斯丁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了以神权政治论为核心的法律思想体系。他认为，法律是维护和平和秩序的一种手段。他说：“万物的和平是一种被安排的很好的秩序。秩序就是有差异的各个部分得到最适当的安排，每一部分都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1]而中世纪的阿奎那也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基督教神学为基础，他首先把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从哲学上论证了理性和信仰的关系；其次，他把意志和理性结合起来，把自然法和神法结合起来，创立了完备而系统的神学法学体系。[2] 　　由此可见，无论在源起上，还是在二者的发展成熟方面，西方文化中的法律和宗教相互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原本出世的基督教在古罗马帝国灭亡后担起了西方人精神给养的重任后，开始逐渐插手世俗的政治和权力，那么这种干预难免影响到人们本就信任的法律领域，随着教会法的壮大，不仅它的内容开始成为世俗法律的组成部分，其宗教仪式也逐渐被世俗法律程序所吸收，以至于民众将对宗教的情感部分的转移给法律，由此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民众对法律的信任。 　　2 法律信仰本土化可能性 　　（一）中西方法律历史传统的差别 　　暂不论法律信仰，单就法律而言，中国传统上的法律和西方法律也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法律自开始就强调理性和个体的私权，他们认为人类和上帝是互相分工的，相对于上帝而言，人类是独立的、拥有独立的精神和自主的权利，因此，西方的法律历史上，私法制度较为发达，用法律来解决人们之间的纠纷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中国传统的法律则与西方完全不同，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人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