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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改革方向研究 　　摘 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安排部署，在法治政府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诸多发展创新。适应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着力解决从政府职能定位到行政权力运行中的决策、执法、监督、公开等环节存在的现实问题，对于实现十八大确定的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目标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法治建设；改革方向；问题导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出了周密部署，适应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目标设定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和具体实施路径。 　　一、加快法治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保证法律得到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家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负有严格贯彻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职责。 　　从政府权力运行角度看，政府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国家行政事务，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地与公民和组织打交道。政府与社会是面对面的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变迁较为敏感，政府拥有和行使的行政权力具有随着社会事务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潜能。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政府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加之行政权本身具有扩张潜能， 行使中易于异化，脱离其公共性的本质，从而使得国家权力系列中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变得更为困难，也决定了对政府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变得更为必要和紧迫。 　　从市场经济规律来看，生发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假设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安乐，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由人组成，作为政府组织中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公民和社会组织发生利益冲突。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方面的优势，克服政府有限理性的弊端，使政府在法律之内而不是在法律之外、在法律之下而不是在法律之上活动，实现政府的法治化状态，使法治在政府行为上现实化。正如《决定》所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 　　二、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决定》提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这既是对政府的要求，也体现了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政府的有限性主要包括“小政府”的规模有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职能有限以及“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有限三方面内容。对应改革的思路和举措，需要从政府组织机构、政府职能履行和行政管理方式上来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一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政府规模的无限扩大，不是一定形式的暴政，就是向自然状态的回归[1]。要求政府在规模上是个“小政府”，这一要求主要通过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的法定化来实现。要以明确的法律规定来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进而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要按照大部制改革的方向，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探索推进省直管县（市）体制改革。规模上要严格控制政府机构编制，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实现政府机构编制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二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政府职能是政府治理的基础，也是政府权力作用的范围。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权力并非万能，政府同样存在失灵问题。政府要有所为首先要有所不为，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内部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政府职能明确定位于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探索实行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制度、责任清单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简政放权，减少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管理职能。主要思路是从重审批向重监管转变，对于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取消审批，对于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在对待社会问题上，政府要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及其自治性，为社会留出必要的、足够的自治空间。在政府内部要科学确定中央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地方事权，直接面向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