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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像石艺术审美文化意义 　　摘　要：审美文化虽然是一个当代概念，但这一概念的使用不仅仅限于当代。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汉画像石艺术完全能够成为我们探索和思考审美文化的宝贵资源。对日常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生动展呈是汉画像石艺术审美文化文本的重要题旨和根本追求，汉代社会所特有的文化观念是汉画像石艺术审美文化理论生成的重要因素和背景。从审美文化视域审视汉画像石艺术这一诗性文化的内涵，对于当前审美文化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汉画像石；大众对话；民间艺术；审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2―0169―05 　　 　　汉画像石艺术是华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其独特风采吸引了世人惊羡的目光，也受到了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面对不言灵石所记录的社会生活和民风世情，笔者认为，这一艺术瑰宝的价值不单是体现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方面，其中更为重要的，乃是汉画像石艺术在表现汉代社会文化时所积累的艺术与大众对话的经验。通过汉画像石艺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趋近、认同所营造的大众审美图景，不仅能使我们获得解决当前审美文化理论缺欠和眩惑的文化根据，而且能帮助我们从实践层面建立对于审美文化新的理解和判断。为深入地解析这一问题，本文拟对汉画像石艺术给当下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审美文化研究所带来的启示和借鉴做一番谫探，并提出有关审美文化理论建设的某些构想，管窥蠡测之处，还望方家指教。 　　 　　一、孝道文化背景使日常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成为汉画像石艺术的主题 　　 　　汉代立孝以教化天下，为导民以孝，惠帝、景帝、武帝均频颁诏令褒奖孝悌并免除年老者子孙的租赋徭役，“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文帝更因亲尝汤药而荣登二十四孝。但是，皇帝的躬身倡行，并不等于说孝道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已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独尊儒术之后，一些原先崇尚法、道、纵横诸家学说的人士虽为仕宦权力之计表面上皈依了儒门，但儒术在其心中充其量只能是教化之学而缺乏应有的虔诚。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孝悌之风自然难以大彰，民间不孝行为相当普遍。贾谊《新书?俗激》中有这样的记述：“今其甚者，刭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1](P87)对于社会上不孝行径，韩安国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愤激之词：“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2](P2860)在这种礼崩乐坏、父子无理、六亲无纪、孝行稀微风气的浸染下，诺大一国不仅在文武时期无孝悌力田之人可供察举，惹得武帝常自喟叹“孝心阙焉”[3](P156)，就连最基本的丧祭之礼，也早已成了“文备实寡”[3](P1663)的形式。在武帝出于光大孝行需要而在京师、郡国、县、道、邑、侯国、乡、聚设太学、学、校、庠、序以专门讲授《孝经》之后，以孝道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伦理秩序才逐渐建立起来。为强化孝道在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刘汉皇朝一改以前养士、军功、吏道、通法等吏进办法，以举孝廉的方式对孝行施行嘉奖和勖勉。由于一旦搏得孝悌之名便意味着将要出任高官，所以孝子顺孙很快便如雨后春笋，呈现出森森葳蕤之貌。“从郡国要员到朝内公卿，有不少都是孝廉出身，从而营造了一种在家为孝子，出仕作廉吏的社会舆论和氛围。”[4] 　　这股强劲的孝悌之风无疑为汉画像石艺术走向庸常世俗生活提供了契机。 　　在形形色色孝行的多声部合唱中，谁也不会否认建造豪华气派的画像石墓是这一合唱中最为洪亮的一支。雕刻一墓所用的画像石，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5](浮侈篇)。在“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世风中，这正是“养生尽爱，送死尽哀”的表现。这样，除给墓葬施加了一定的驱鬼辟邪、安息死人魂魄等宗教意义之外，孝子们还能借此孝行换得周围人们的褒扬而从中受益。正如蒋英炬所谓：“若对这种坟墓艺术或为死者丧葬服务的功能艺术的实质追根求源，它的终极结果还是为生人的。”[6]山东造武氏祠的武氏父子，不仅在自己所造的石阙中标榜自己的孝行，而且还详细镂刻了自己因孝行而被举孝廉的来龙去脉。应该承认，能以石刻画像装饰墓室之人，在社会上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公信力，由于周围的乡邻跟这些人处在同一种文化环境之中，有着相同的心理需求，因此，当看到这些先知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显示孝行，并受到了社会褒奖及得到了实惠后，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价值参照，促使他们在相同的情境中不仅要做出同一种审美反应，而且还要取青蓝之效，从而在运作实践上引发更加激越的效仿行为。“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7](散不足)这种文化利益共享和民众共同参与的现实不仅是汉画像石艺术确立大众化原则的重要因素，而且也为社会大众直接纳入这种艺术创造并在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