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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两下语义模糊性研究 　　摘 要：模糊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本文旨在运用扎德的模糊集合论揭示汉语中“两下”的语义模糊性现象，根据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经验图示与理想化认知模型与范畴理论，探究“两下”语义模糊性本质来源。进而基于CCL语语料库分析动词对“两下”语义模糊性的制约作用，“两下”与“N下”的区别，并简要分析“两下”的表达作用。通过对“两下”语义模糊性的探究，深刻理解“两下”的运用，揭示汉语的柔性特征。 　　关键字：两下 语义模糊性 认知 语料库 　　一、引言 　　自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扎德（L.A.Zadeh）创立模糊集合论以来，模糊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便应运而生。1979年，伍铁平于《外国语》第4期发表的《模糊语言初探》，标志着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没有模糊词语，便没有人类的自然语言”。正如后期维特根斯坦在研究中所提到的，纯净的理想化语言是不存在的，它正如光滑的冰面一样，我们要前行则需要摩擦（维特根斯坦，2005：54）。语言中所出现的模糊、含混、歧义等现象正是前行所需的摩擦力，是语言丰富性的表现。但对于模糊性的界定，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众说纷纭，并未有统一的定义。本文采用对语言模糊性相对理据的描述，将语义模糊性归属于范畴边界的不确定性，简言之即“亦此亦彼”。 　　语义模糊性最典型的几类模糊词语有颜色词，时间词，表示大小、年龄以及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汉语中数词“两”搭配量动词“下”亦存在语义模糊性现象。本文主要从认知的角度探究分析“两下”语义模糊性的原因，主要基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CCL）对“两下”语义模糊性作具体的分析。 　　二、“两下”的语义模糊性现象 　　任何一种语言都离不开对数量的表达，汉语中对量的探究最早可追溯到《马氏文通》。通常情况下，“数”与“量”形影不离。“两下”即数词搭配量动词，对数词在此不多加说明，量动词主要是表示动作或是行为的量词，它主要分为专用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其中量动词主要有9个，即“次、下、回、顿、阵、场、趟、遍、番”。吕叔湘曾指出：“量词和数词也许是词类中问题最少的两类”，但实际应用中，“两下”在特定专用语境中的语义模糊现象却屡见不鲜。例如： 　　（1）吹拉弹唱舞，琴棋书画球，样样来两下。 　　（2）剩下青春的小尾巴了，谁不想扑腾两下。 　　根据扎德的模糊集合论，他设定[0，1]区间代表无穷多值的取值范围，反映范畴内成员间变化的连续性和渐次性，从而揭示亦此亦彼的模糊现象，但这种解释脱离了语境、以及人的主观因素，仍是主要依赖对语义结构的分析来解释语义模糊性。根据上述观点，“两下”的取值为1，即现代汉语中对“两”的解释为“二”，所以“两下”表具体的数字概念。扎德针对上述二值逻辑的缺陷，又提出隶属度的概念，隶属函数可用以描述各种模糊集合，即对于模糊集合来说，规定其成员对该集合的隶属程度可以在[0，1]区间内连续取值，成员的隶属度就构成了模糊集关于它的“元素隶属函数”（membership function）（刘黎岗，2011）。从上述的例句中可看出，“两下”并非都指精确的概念值，运用隶属度可对汉语“两下”在[0，1]区间内连续取值，由此揭示出汉语“两下”在一定语境下的语义模糊性现象。 　　三、“两下”的模糊性原因 　　大多数学者对语义模糊性的研究主要从三方面着手，即客观事物自身的模糊性，人主观认识的模糊性以及语言符号的有限性所引起的模糊性。从此角度来分析，语义的模糊性是主体与客体发生认识关系的结果（陈维振、吴世雄，2002：84）。从根本上说，模糊性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离开了意识去谈论客观世界的连续性是毫无意义的（吴世雄，陈维振，1996）。正如胡塞尔现象学所指出的：“意识是至大无边的，事物的存在，必须而且只有在意识之内才能得以确证。”胡塞尔并非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强调意识在意义构成中的重要性。由此我们从认知的角度来探究“两下”的语义模糊性根源。 　　（一）“两下”经验图示与理想化认知模型 　　“两下”的语义模糊性是主体、客体与认识相互作用的结果，前提是“说话者”（speaker）与“接收者”（receiver）大脑中存在“两下”的经验图示，当说话者发出“两下”的信息时，接受者投射出相对应的经验图示，从而实现有效的交流。经验图示即人在真实世界实践中形成的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中各种事物、事件或行为的认识，从而在头脑中所形成的概念化、系统化的经验知识（张爱珍、陈维振，2011）。人们通过在实际交流中对“两下”的认识，在头脑中形成对“两下”概念化和系统化的经验知识。 　　莱考夫所提出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CM），即我们对知识进行组织和表征的方式，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类创造的（赵艳芳，2000：72）。基于人们对“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