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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日源外来词研究 　　摘 要：汉语中的日源外来词与其他词汇不同，有着独特的产生、发展背景，在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对汉语还是日源外来词本身都产生了双向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日源外来词在各时间段的使用状况，认为在政治、文化、技术的影响下，日源外来词在丰富汉语词汇的同时，其形式也从音、形、义上发生了改变。 　　关键词：日源外来词 文化交流 汉语 　　一、引言 　　语言是动态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现象的一种，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形成，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汉语作为人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词汇量最丰富的语言之一，除了本民族不断创造衍生的词汇之外，还大量吸收了外来词汇，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日源外来词。 　　史有为（2000）认为，汉语中的外来词指的是“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自然会出现语言词汇相互流通、借用的现象，日源外来词正是由此产生。 　　我国对日源外来词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彭文祖（1915）在其专著《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已经涉及到了对日源外来词的研究，但是他较为反感日源外来词，从文字输出到输入，认为这是汉民族之耻。余又荪在20世纪30年代，陆续发表了《日文之康德哲学译著》（1934）、《西周之生涯与思想》（1934）、《日译学术名词沿革》（1935）等论文，重点讨论了人文科学用语以及翻译上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由于文字改革的出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在探讨日源外来词的词源、构成、数量等方面。例如，王力达的《现代汉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1958）、张应德的《现代汉语中能有这么多日语借词》（1959）。80年代以后，中国再掀学习日语的热潮，学界也再度兴起对日源外来词的研究，研究方向全面开花。有的探讨了日源外来词的历史与发展，例如：郭伏良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研究》（2000）、沈国威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2010）；有的从语言学、认知学角度探讨了日源外来词，如：吴未未的《和制外来语形态的认知图式理据》（2007）、王婷的硕士论文《现代汉语中的日源外来语的认知研究――以改革开放后的新词为中心》（2015）等；有的通过研究日源外来语来分析中日两国的社会、文化，如：《试析吸收日源外来词的社会文化心理》（2011）、《动漫文化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2014）等。 　　在日本，以铃木修次、荒川清秀等学者为代表，围绕中日文化交流来分析日源外来词，如铃木修次撰写的《日本汉语与中国（汉字文化圈的近代化）》（1981）以及荒川清秀的《近代日中学术英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1997）都详细介绍了相关的日源外来词。山田孝雄的《国语中的汉语研究》（1940）、宫岛达夫的《近代语言汇的形式》（1967）等是研究近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的代表作。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日源外来词各时间段的使用状况，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探讨日源外来词与汉语之间的关系，重点讨论日源外来词对汉语的影响以及汉语对日源外来词的改造。 　　二、日源外来词在汉语中的使用状况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密切，按照时间划分，语言交流大致可分为古代、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以及改革开放以后这三个时期。这里所说的古代，主要是指东汉到清代这段时间，中日词汇交流的模式主要是中文对日文的输出，但也有部分日源外来语传入中国，主要是人名、国名、地名、官名等专门词汇，如：卑弥呼、邪马国、大和、天皇等。这一时期的日源外来词由于较少涉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以较少用于日常交流，一般只出现在书籍中。 　　日源外来词大量流入中国主要是后面两个时期――中日甲午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 　　中日甲午战争（1894）至“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前后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间，日源外来语的数量与规模可谓空前绝后。笔者整理发现，这期间的日源外来语主要分布在科学技术、政治、文化、医学等领域。变压器、电子、法律、工业、革命、公民、共和、国际、化妆品、幻想曲、讲师、教育、基督教、流行病、临床等词汇都是在这期间流入中国，并被广泛使用的。 　　改革开放之后，日源外来词成为继英语外来词之后的第二大外来词，与前期不同，这期间的日源外来词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减少，类型也发生了变化。更多涉及的是文化、生活领域，如：便签、空调、写真、症候群、宅急送、铁板烧、新干线、艺人等。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日源外来词的类型更是呈现年轻化、网络化两大特征，“干物女、宅男、宅女、萝莉、壁咚”等网络用语开始流行。 　　三、日源外来词进入汉语的原因 　　日源外来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