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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选诗选本定位及其价值生成 　　摘要：沈德潜对《唐诗别裁集》等选本有明确的定位：确定经典作品、作家，为“初学者”、“学诗者”提供最佳的范本。从这种定位出发，沈德潜一方面坚持中国主流的诗学传统，确立了“温柔敦厚”的选诗标准，强调诗具有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在选诗实践中，沈德潜又对“温柔敦厚”进行改造，使之由伦理原则转换为选诗原则，为此，沈德潜有意弱化“温柔敦厚”包含的政治、道德内涵，他反对将文学与政治、“诗教”与“政教”混为一谈，也反对以“人品”代替“诗品”。沈德潜编定的系列诗歌选本强调诗的社会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总结并完善了中国传统主流诗学，对后世的文学史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沈德潜；选本；定位；学诗者；温柔敦厚 　　 　　在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选本有着重要的意义。清代诗论家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就起到树立权威诗人、确定经典诗作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诗歌选本，沈氏还总结并完善了中国传统主流诗学，推广了“格调说”。《唐诗别裁集》等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与沈德潜对诗歌选本的定位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一、沈德潜对选本的定位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40岁后更字归愚，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43岁的沈德潜从唐诗着手，开始系统地、有计划地编定诗文选本：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始批《唐诗别裁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唐诗别裁集》刻成。始批《古诗源》。 　　雍正三年(1725年)，《古诗源》刻成。选《明诗别裁集》起。 　　雍正十二年(1734年)，《明诗别裁集》成。 　　乾隆二年(1737年)，批《唐宋八家文》。 　　乾隆十七年(1752年)，《唐宋八家文》刻成。 　　乾隆十八年(1753年)，《杜诗偶评》成。 　　乾隆十九年(1754年)，始选《清诗别裁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诗别裁集》刻成。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编选《宋金三家诗选》。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谢世。不久，沈德潜的门生将《宋金三家诗选》付诸剞劂。 　　沈德潜对这些选本有明确的定位，那就是，“以教学者而垂诸后世”，为“初学者”、“学诗者”提供最佳的范本。在《古诗源序》中，沈德潜分析了诗歌的源流升降，指出编选这部书的目的是“为学诗者道之”。沈德潜“览唐诗全秩，芟夷烦?o”，编定《唐诗别裁集》，也是“为学诗者发轫之助”。另外，沈德潜编《唐宋八家文》，是“因门弟子请”，“出向时读本，稍加点定，俾读者视为入门轨途，志发轫也。”“钩划点读，稍分眉目，初学者熟读深思，有得于心。”后来，沈德潜还“取杜诗而选之，而评之”，成《杜诗偶评》。在这部书中，沈德潜“考一己所得之浅深，而亦为学诗者道以入门之方也”。 　　“初学者”、“学诗者”，就是那些希望跻身于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权力核心的中下层读书人。这一群体有其特定的社会身份和需要：从思想状况上看，他们处于接受知识的阶段，也正处于习得价值观念的阶段；从发展趋势上看，他们虽然暂时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但其中一部分人终将进入社会政治权力体系，并在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上占据优势。这就要求“初学者”与主流价值观念基本保持一致。面对中国古代诗文传统时，“初学者”需要掌握的是主流的诗学观念。沈德潜在选诗时必须以审慎、通达的态度处理诗坛的论争，积极推行主流的思想观念及精英阶层的文学观。为了确保这些后学顺利地进入社会文化、政治体制之内，沈德潜在编选系列别裁集时，确定的编选原则是“选中体制各殊，要唯恐失温柔敦厚之旨”。 　　从教化“初学者”的定位看，沈德潜编定系列诗歌选本时重申“温柔敦厚”这一主流的诗学原则，实为理性的做法。这种“温柔敦厚”的选诗原则有助于“学诗者”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传统诗歌的主要美学风貌，这一诗学思想所蕴含的思维逻辑也有助于“初学者”形成理性的生活态度，促使他们无论是在作诗、治学，还是从政，甚或为人等方面，都尽力做到既确然自守，又不偏执一端。因此，沈德潜倡导“温柔敦厚”、美善相兼的“诗教”，在任何一个较为理性的时代，都是主流文学界追求的目标。 　　 　　二、沈德潜对“温柔敦厚”标准的改造 　　 　　更重要的是，沈德潜明确认识到，自己编定诗歌选本是针对有志于诗歌创作的“学诗者”。为此，沈德潜对“温柔敦厚”进行了积极的改造，赋予这一伦理原则、诗学原则以新的内涵。 　　童庆炳指出，在中国诗学史上，刘勰所说的“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坠其实”，源于《论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说，刘勰的诗说“实现了伦理原则到诗学原则的转化”。对童庆炳的观点做进一步推衍，用之于沈德潜，我们可以看到，沈德潜编定的系列诗文选本将“温柔敦厚”由伦理原则、诗学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