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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学研究存在问题与文化突围 　　摘要：河洛文学是地域、文化、文学三者的共生互创。河洛作家研究要探寻创作主体的情感地理，从“地方亲属关系”中呈现地域文化人格与原型意象。河洛作品研究重在解析文本的地域文化品质，揭示河洛理学文化、宗教文化、王都文化等对河洛文学的“深度构成”。河洛文学史的书写要凸显长河意识、多元意识、当代意识。对河洛文学的研究，既是对文学传统的追忆与眷恋，也是对今天的聆听、关注、阐释与反思。 　　关键词：河洛文学；河洛文化；情感地理；文化视阈；史学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29 　　 　　河洛文学作为河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始，以先后在洛阳、郑州、安阳、广州召开的十届国际研讨会为标志，已有近20年的历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既为这一充满生机的学术增长点而欣喜，同时也不无忧虑地发现“热闹”背后尚缺乏有价值的学术沉淀。 　　正如克罗纳将一部哲学史看作一部“问题史”[1]，或如马克思所言“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2]，我们有必要对 “何为河洛文学”，“何为河洛作家”这一原点问题重新追问。无论是早期的三集《河洛文化论丛》，还是新近出版的《河洛文化通论》，论者一般以地域为判定标准，把那些或为河洛人或长期游宦居住于河洛地域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毫无置疑地归属于河洛文学。然而，地域文学是地域、文化、文学三者的共生互创，这就决定了河洛文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对作家出生地和居住地的溯源考证，河洛文学史的书写不能仅仅只是河洛作品的堆砌，如果我们不能解析出河洛文学里那种地理与人文相互依赖的生命密码，那种千载轮回的欢乐与悲哀所积淀生成的集体无意识，那种穿越历史时空的地域文化精神印记，那么，我们就不能回答“河洛作家的文化个性何在”以及“河洛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学意义何在”之类的问题。难道“河洛”只是一个不具备人文地理价值的标签式冠名吗？ 　　 　　一 　　 　　研究河洛作家，首先要着力探寻创作主体的情感地理。任何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成长的母地，正如屈原之于荆楚，李白之于巴蜀，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州。河洛地域就是河洛作家特别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河洛人的精神母地，那自小接受并长期濡染的山川景物和人文传统，都会有意无意地以各种方式进入作家视野和作品文本，无论是“自然的人格化”，或是“人格的自然化”，在作家与自然人文环境的相互创作和被创造的关系流程中，不断地形塑着河洛地域文学的斑斓色调和情致灵韵。正因为河洛作家不是从虚无开始而是历史地存在着，他们生活的河洛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观念习俗等，或如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或如海德格尔“前理解”理论，将必然影响着艺术创作主体。这样，当作家进行“灵魂还乡”的写作时，从文学发生学理论出发，从荣格“自主情结”观点看，我们总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氤氲弥漫的母地泥土气息。 　　河洛作家与河洛地域文化血脉相连，他们的欲望和创伤都根植于这块古老的土地，尤其是在经历了四方漂泊或人生磨难之后，其笔触游荡于河洛山水人物，无论是“金谷二十四友”饮酒赋诗的酬唱之歌，还是杨?f之《洛阳伽蓝记》的黍离之悲；无论是杜甫“三吏”和“三别”的痛苦愤怒，还是元结《次山文集》的“危苦激切”；无论是白居易终隐香山的吟咏性情，还是元稹《连昌宫词》的盛衰感叹；无论是邵雍《伊川击壤集》的快乐诗学，还是李绿园《歧路灯》的理学伦理，那唤回和流淌着的爱恨悲欢无不深蕴着地域文化基因，即便是感性的山水风情描摹，也沉潜着人文诗思，从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河洛作家精神气息和土地文化的内在关联。 　　深化河洛作家研究，重要的在于揭示河洛作家的“地方亲属关系”。“每个社会群体都感到自己与他所占据的或者将要迁去的那个地域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土地和社会集体之间存在着互渗关系，等于是一种神秘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不能让与、窃取、强夺的”[3]。这说明地域与人的关系已经越过生活居住的物质层面而直达精神信仰的深度。河洛作家与河洛地域――特别是地域文化――血肉相联，但这种人地关系表现于文学并非都脉络清晰。从先秦到明清乃至当代，有一些河洛作家，我们似乎在作品里嗅不到原本应有的地域气息，这也许因为作家已将它巧妙地遮蔽，也许出于对自身存在的现实超越。而不符合常规的文学现象，既给河洛文学研究者带来心理的困惑，同时也激发其探索的热情。 　　深化河洛作家研究，要着力开掘河洛地域的文化人格。文化人格是以历史地理为载体和基础的。由于河洛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人文传统塑造了地域性的文化生存形态，影响并制约着河洛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生活其中的人们形成一种心理定势，进而最终形成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