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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际人权保护争议性因素 　　摘 要：二战之后，联合国致力于以“国际人权组织”的方式，打造人权保护的全球性机制，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政治与公民权利公约》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一系列重要联合国文件建立国际人权保护体系。1960年以后，在联合国人权事物委员会的努力下，国际人权保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就是面对国家主权的权威和排他性，不同民族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导致在人权定义方面存在的认知差异，因此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国际；人权保护；争议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9-0303-04 　　国际人权保护在实践人权价值和执行人权保护方面均存在着争议，同时，也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就是面对国家主权的权威、排他性，以及各个民族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在人权定义方面存在的认知差异。 　　一、国际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原则 　　国际人权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在遵守不干涉内政原则下，适当处理好国际人权保护的问题。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民主化，民主化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主流，人权问题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国际社会对于一些属于一国内政，但却隐含有人道意义和普世价值的问题，比如族群冲突及人权迫害等，与冷战时期相比，反应更为强烈。 　　传统上，主权概念与国家领土的排他性是直接关联的。因为主权建立在一定领土范围之上，在该领土范围内，主权象征最高的统治权威，对外则拥有完整的自主权。 　　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摩根索（Hans J. Orgenthau）认为，主权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以来为一种政治事实，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或罗马教皇的权威，对于大多数以领土排他性原则所构建的国家，都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倒是这些国家却互相成为各自存在的威胁。联合国作为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而组成的国际组织，于1965年12月通过《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保护独立与主权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Inadmis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in the Domestic Affairs of States and Protection of thei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再次强调“遵守一国不干涉另一国内政外交之原则为实现联合国宗旨与原则所必需。” 　　人权学者佛席兹（David P. Forsythe）认为，1945年以前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仅为国家控制其公民的单方关系，国家主权为最高合法的权威，国际法的建立只是为避免国家间的冲突。1945年以前，只有以下四种情况不适用于“个人问题即为国家问题”，而被认定为国际问题：一是，战时对于伤员的保护，从1860年始，交战国就有义务允许中立的医疗协助，1920年后，更设有“隔离区”保护战时的伤员；二是，外国人居住的权利，合法的外国人被允许部分最小化的公民权利；三是，1920年后，劳工因受相关公约的发展，及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受到合法的保护；四是，1919―1930年欧洲两次大战间，部分少数民族在战败国中被给予国际权利，受到国际联盟的监督。虽然，某些欧洲强权国家更进一步主张有关“人道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的观念，即主张对于他国有违公众道德的行为有权采取行动，但是，这种主张却从未被集体批准过。佛席兹认为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干预虽然目的是人道的，却通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 　　国际人权浪潮始自1945年，最早出现在联合国宪章中。许多人以为，人权问题已经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对于国家主权能产生激烈的改造。联合国前秘书长斐瑞兹（Javier Perez de Cuellar）表示“公众态度认为，为了保护受压迫的民众而应该超越疆界及法律文件的想法，形成一股无可抵抗的信念”，这种观点为冷战后对于多元主义采取乐观看法的最高浪潮。其继任者盖里（Boutros Boutros-Ghali）则相信：“绝对及专属主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例如，1991年联合国军队进入科威特驱逐伊拉克军队，联合国安理会界定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军事行动是一种侵略行为，因此也通过多项决议案谴责并制裁伊拉克，伊拉克被国际社会置于“破产者”的地位，国家主权也不被认可，无法发展大规模侵略武器，无法与其他国家完全贸易，甚至无法对其领土有完全的控制权。此外，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展开对索马里内伤亡的人道救援，均为联合国干涉其会员国内政的实例。 　　波斯湾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88号决议案，要求伊拉克立即允许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对其境内所有需要协助的人展开救援，并要求伊拉克提供为进行人道救援行动给予必要的配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