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论我国刑事立法现状与应然走向.docVIP

浅析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论我国刑事立法现状与应然走向 　　摘 要：97刑法颁布以来，我国刑事立法十分活跃。纵观其每次刑法修正案新增的罪名，不难发现我国刑事立法犯罪化趋势明显。其原因与传统的重刑轻民的观念、风险刑法的研究等都有一定的关联。然而，在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方向应当摒除。刑事立法应加强其科学性，采取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政策，加强释法制度建设。 　　关键词：刑事立法；犯罪化；风险刑法；释法论 　　依法治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意义重大。在201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刑法的特征（作为一种公法、刑事法和强行法）、机能（规范、保障和保护机能）等因素决定了刑法必然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与应然走向十分有必要。 　　一、犯罪化的刑事立法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完善，现行刑法部分条文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刑法修正案便作为解决此问题的途径。它作为对刑法条文的具体修正，与现行刑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7刑法颁布以来，至今不到十五年的时间，国家以平均一年半一部刑法修正案的速度，共颁布了九个刑法修正案，新增罪名58个，取消一小部分罪名，废除了部分死刑罪名。可以这么说，我国刑事立法一直充满活力。 　　纵观每次颁布的修正案，不难发现其新增的罪名成上升趋势，且对于罪状的描述也越来越具体。这体现出我国刑事立法的趋势――犯罪化：即指通过刑事立法手段或刑事法规的解释与适用，将本来不属于犯罪的行为，赋予刑罚的法律效果，而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在倡导“造法以严密刑法”的立法者眼中，刑法犹如一把万能的钥匙，利用国家的强制性，能够最为有效的解决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刑法立法已成为我国立法活动中最为积极、活跃的一个方面，并且其积极性这不仅表现在立法内容上的修改，而且多数都是直接增加罪名或是加重对某些罪名的刑罚。正如学者所言，这显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仍然在工具主义的轨道上前行，国权刑法的观念仍然深深根植在立法者的脑海中，民权刑法的观念离我们仍然很遥远。显然，刑事立法犯罪化趋势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犯罪圈一步步扩大。 　　二、造成犯罪化刑事立法趋势的原因 　　法律总是体现出它的滞后性。刑法也不例外，也需要与之相应的进行改革。法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遇到它新问题时，需要及时立法对解决方法予以明确。这也是一个更新和完善的过程，这也需要我国的刑事立法需要经常进行调整，与时俱进。例如，当一些传统的犯罪出现了新的情形时就学要修改刑法来严惩犯罪。再者，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对人权保护的逐渐重视，以往一些作为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也有必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当社会出现新的犯罪情形需要通过立法层面解决时，新增罪名的确是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稳的有效手段。然而，一味的运用这种手段似乎有点矫枉过正。 　　追根溯源，立法者与民众都有着一定的责任。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立法者国权刑法的观念根深蒂固外，民众对于此举的反应也是不容忽略的因素。对于犯罪化的刑事立法趋势，民众大多采取支持并且迎合的立场。对于民众而言，从古至今，其对于刑法的重视程度就高于其他部门法律。除了对于奇闻案件的关注外，民众的“增设新罪情结”特别明显，也正好与立法者的国权刑法观念相呼应。这不仅是重刑轻民观念的集中体现，更是反映出民众其潜在的立场是立法中心主义而非释法中心主义。当社会出现一些有违道德伦理或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社会行为时，总会有很多人提出增设相应的罪名来应对这些潜在的犯罪风险。每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总会有议员提议增设新的罪名，例如增设“吸毒罪”、“卖淫嫖娼罪”、“通奸罪”、“袭警罪”等立法建议，并且这些都得到了众多媒体及民众的极高关注。于是乎，近几年的立法模式似乎就是沿着“大众关注――学界研究――层重视――建议修法――新罪设立”的思路前进，例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危险驾驶罪”等罪的创设就是与此趋势想吻合。当然，刑法也应当回应和关注社会现实，应当关切民意和民生热点，但是，这样的立法模式制造出来的罪名是否真体现出刑法的价值与原则吗？ 　　再者，犯罪化刑事立法趋势还与理论界对于风险刑法的研究有联系。二十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壳首次提出风险社会这一概念。随后，风险社会理论体系逐步建立。受风险社会理论的启迪，刑法?W领域逐步形成了与传统的自由刑法理论相对的风险刑法理论，并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实践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