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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狱内职务犯独立关押模式思考 　　摘 要：新形势下，职务犯罪发案数量、发案领域和作案手段都出现了新态势。如何对职务犯执行刑罚才能体现刑罚执行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是我们急需探讨的问题。独立关押模式尽管考虑了职务犯的特殊性，但仍面临诸多现实难题。本文从监管体系规范分类、制度资金保障、精细化管理、罪犯教育、网络软件系统考核与公示、检察院驻监监督等方面进行探索，完善职务犯独立关押模式，旨在进一步促进刑罚公平、保障监管安全稳定。 　　关键词：职务犯；刑罚；独立关押；关押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F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124-03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运行，职务犯罪问题更加突出。据统计，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35 804件，查办职务犯48 632人。同时，一些新领域出现多种多样的受贿形式，如房地产交易中出现虚开纳税证明、规避楼市限购政策、送房产收受贿或以远低于市场价格购房、股金分红、委托理财收取收益等。由此可见，职务犯罪行为是一种涉及领域广、种类多、形式多样的严重且特殊的社会腐败行为，它不仅侵蚀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扰乱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更毒化了社会风气，影响经济的发展。如何对职务犯执行刑罚关系着刑罚执行的公正性，同时关系着监管的安全性、稳定性。因此，如何对职务犯进行刑罚执行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难题。 　　一、职务犯现行关押模式的现状 　　据1994年《监狱法》第39条之规定：“监狱对成年男犯、女犯和未成年犯实行分开关押和管理，对未成年犯和女犯的改造，应当照顾其生理、心理特点。监狱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改造表现等情况，对罪犯实行分别关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1]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法律仅规定了监狱需要对未成年犯和女性罪犯两类进行分类关押，而对其他类型的罪犯没有特别规定。但职务犯数量急剧上升、发案领域广、作案手段隐蔽多样化等特点对目前监狱的职务犯关押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我国部分监狱对职务犯进行了单独关押或集中关押的试点，即混合关押与个别监狱试点独立关押模式[2]。 　　（一）混合关押 　　从总体来说，我国对职务犯仍实行分散关押，即将职务犯与其他的暴力犯、强奸犯、老病残犯、国籍犯等进行统一地混合关押。这种传统的罪犯改造关押模式，没有考虑到职务犯的特殊性，有时甚至容易诱发改造特权化、罪犯间交叉感染、深度感染等后果，影响罪犯改造效果。 　　（二）独立关押 　　独立关押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单独成立监狱进行独立管理，如公安部秦城监狱、司法部燕城监狱、重庆九龙监狱等[3]；另一种则是成立监区或者分监区进行独立关押，又称集中关押，如广东省阳江监狱职务犯监区、广东省梅州监狱职务犯监区、广东省揭阳监狱职务犯监区、广东省女子监狱职务犯监区等。虽然这种分类关押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目前职务犯数量急剧增长对监狱关押模式提出的要求，但是由于实际操作中没有对职务犯进行系统而科学的分类，执行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二、职务犯独立关押模式面临的问题 　　职务犯身份的特殊性，容易引发监管区别化对待、集中特权化，引起一些关押尴尬，监管干警执法有风险。由于职务犯曾都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或者受委托负责某方面的重要工作，有一定的关系网。一旦入监进行改造，家属往往和某些在职领导打招呼，请求多关照，这种现象容易酿成监管暗箱操作，诱发集中特权，无形给监管干警带来监管压力，造成监管尴尬。据报道，秦城监狱关押的职务犯陈良宇，在监狱内除了没有自由外，生活条件较好，其他行为相对不受约束。这种区别化对待和集中的特殊照顾的关押模式容易将罪犯的服刑改造演变为一个高官最后休养的归宿地。《肖申克的救赎》里说“当罪犯开始服刑时，他对监狱的高墙是憎恨的；后来，他就慢慢地适应了这堵高墙；再后来，他就开始依赖这堵高墙了。”这种监狱管理方式淡化了监狱惩罚与教育改造的根本职能，反而容易引发职务犯最后难以回归社会。 　　职务犯改造过程中心理落差大，内心挣扎过程中容易走向极端道路。一些职务犯由于对权力顶礼膜拜或者因为“59岁现象”，认为身处低位或退休走下权力岗位，自己权势不如别人或者生活水平仍不满足，同时认为地方一般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查处风险较小，结果在错误相信自己能幸免被查处的侥幸心理下铤而走险导致晚节不保。这类职务犯受到刑事处罚之后的改造状态与之前身居高位时生活状态和各种待遇有很大差距，内心备受挣扎与煎熬，面对遥遥无期的刑期更是失去信心甚至放弃。因此在监狱里不服从改造、企图自杀等现象时有发生。 　　服刑人员的健康状况犹如一枚存在隐患的定时炸弹，一方面成为影响监管改造工作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其走出监狱的另一条捷径。职务犯大都年龄偏大、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