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结构现代性特点刍议.docVIP

市民社会结构现代性特点刍议 　　1、已故陈乐民先生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种情形，有一次他到法国某镇造访，曾请教该镇镇长：“我指着运河问他，这条运河通过其他市镇，你们怎么管理?他告诉我各市镇之间有协议，如果要有什么工程，要运河通过的各地区政府之间协调。这个与中国很不一样，在中国如果有一个穿越几个村子的工程，必然有一个上面统一的行政机构来领导，各村没有发言权，村民们就更没有发言权了”。这让笔者联想起早先读过的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一篇短文《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其中就指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其实，虽然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在自觉的层面上主张马克思主义，但启蒙精神却是事实上的时代主题。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不过是向我们刻画了一幅进化论范式下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各自特征之间的比较图景，尽管过于粗疏，但毕竟抓住了它们的最鲜明的规定。其中隐含的预设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倒不如说是启蒙的更恰当些。就此而言，李大钊对于“横的组织”的社会所作的描述，也可以说体现着市民社会结构的现代性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激进主义所采取的策略，不过是照搬西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范型来批判地衡量并裁判中国社会状况而已。李大钊关于纵横社会组织的分析，尽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相标榜，却不自觉地隐含着这一深层的时代诉求。其实，这也是整个五四精神的普遍特征。一方面是“科学”和“民主”，一方面又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中国这一独特的历史境遇中奇异地纠缠在一块，共同形成五四时期的独特文化景观。 　　作为一种总体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纵向的，而西方社会的结构是横向的。中国社会遇到治理问题主要不是靠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对话、协商和博弈得以解决，而是诉诸更高权威自上而下的裁决。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往往缺乏自治的习惯和能力，也没有自治的空间。这是由于在传统中国，国家与家庭之间是同构关系，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对家长权威的认同，隐喻着对国家权威的维护，这从根本上说乃是对传统至上性的捍卫步骤在国家治理上的投射。 　　2、市民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从欧洲历史上似乎找不到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模式。我们关于市民社会的任何叙事，都难免受制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某个个案的约束。因此，市民社会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个市民社会形象要么因为基于普遍性的设想同具体事实对不上号，要么因为以某一个案的特殊情形去套其他类型而碰壁。日本有学者注意到马克思文本中的一个现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频频使用“市民社会”一词，而在稍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却未出现该词，其原因何在?望月清司认为，马克思来到巴黎后，“在沙龙里到处都能听到伴随着冷笑、怨恨和非难的用语‘bourgeois’；与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讨论，再加上德语的市民(Biirger)换成法语的市民(bourgeois)时所产生的那一令人不舒服的滑稽感觉，使马克思陷入了迷茫之中”。望月注意到了这两个词的历史内涵的差异和距离。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说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其实，之所以“‘市民社会’一词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中几乎完全消失或缺失了”，并非因为马克思不再继续使用“市民社会”一词，而仅仅是意味着马克思为了“解剖”市民社会而把问题具体化了，即深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罢了。实际上，“与市民社会相应的是自治市之居民(burger)的出现。也就是说，构成市民社会的是这些自治市的居民。这些人也就是后来发展成为布尔乔亚(bourgeois)的前身”。望月清司强调，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德国背景，认为黑格尔所谓的“市民社会”不过普鲁士的市民社会而已。他指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仍然是德国式的市民社会，从这里的问题来看，这表现为他对‘同业公会’(die Korporation)特殊的执着以及赋予了这一概念以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在与黑格尔的格斗中从黑格尔那里学来的”。由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普鲁士倾向”，“德语的‘市民社会’(die biirgerlich Gesellschaft)一词能否准确地翻译英语civil society和法语socidte civile，这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因此，望月清司难以断定“这时浮现在他(指马克思――引者注)脑海里的‘市民社会’表象究竟是普鲁士的=黑格尔式‘市民(BOrder)社会’、法国小市民式‘市民(bourgeois)社会’，还是英国的=斯密式(不是李嘉图式!)市民社会?”在望月看来，把“市民社会”熔铸成“依靠观念暴力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