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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影响及规范路径 　　摘 要：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人民法院一般依循“违反强制性标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路径展开司法续造。强制性标准不具备“法律属性”，并且从技术、效果上讲，强制性标准不得也不能被拟制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能作为判断“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关系的媒介。应当将强制性标准归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其规范合同效力的应然路径应当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社会公共利益。当违反强制性标准且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合同无效。《民法总则》施行后强制性标准与合同效力的关系，应当通过《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之“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条款进行判断。 　　关键词：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拟制；社会公共利益；民法典 　　作者简介：谭启平，男，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民法学、科技法学研究；应建均，男，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民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069-08 　　一、问题的提出 　　以1989年4月1日起施行的《标准化法》为分界点，我国的标准化体制实现了由“一元强制”到“强制-推荐双轨并存”的转变。但可以肯定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强制性标准在我国的标准化工作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依《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1的定位，“强制性标准事关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底线要求。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是标准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建立新型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的首要任务”。也正因为如此，强制性标准成为此次加快推进《标准化法》修订工作中的核心内容之一。2 　　一般认为，以属性观之，呈现公共品属性的强制性标准可以大致被归为“公法”的范围之列。[1]然而，在公私法接轨的理论背景下，强制性标准进入“私法”并多层交错确是不争的事实，“影响力不容小觑”[2]（P311）。以合同法为例，强制性标准是合同质量要求补缺的重要履行依据和违约责任成立与否、解除条件是否具备等的客观判断要素。但必须承认，前述强制性标准之于合同法的私法规范效应主要是事实认定问题，而非法律判断问题。问题在于，其中的法律判断问题为何？笔者认为，该问题意识主要在于强制性标准与合同效力的关系。虽然这尚未引起学界的讨论，但作为一个交叉性、整合性和边界性问题，从私法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实现从私法制度到私法秩序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已经通过《民法总则》和修订《标准化法》的背景下，其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究竟有何影响？影响力为何不容小觑？这是本文要展开讨论和辨析的重点。 　　二、“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关系的司法考察 　　研究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规范问题，是司法实践“倒逼”的结果。据笔者调查，在司法实践中，以合同违反强制性标准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案件近来时有发生。观察《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判定依据的条文规定，却似无直接依据可资援引。换言之，此案型属于“无法可依”之类。但根据“人民法院不得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民事纠纷的受理或者裁判”之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对此必须依法作出裁判。那么，人民法院会如何进行司法续造呢？这就需要我们对“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关系进行司法考察。 　　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法院一般认为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合同无效。其理由，主要有“违法行为”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禁止性规定）”两种。 　　1. 违法行为。即违反强制性标准属于违法行为，合同无效。例如在“马全与沈阳于洪乐购生活购物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1中，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四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于2011年8月1日实施。从事纺织产品、科研、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而被告在2015年1月4日仍销售安全技术类别为GB 18401―2003的产品，属违法行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行为无效。” 　　2.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禁止性规定）。即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属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同无效。例如在“宜都市华兴摩托车有限公司与江志凯、雷正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2中，人民法院认为：“在摩托车污染物排放方面，国家在2008年7月1日即开始实施了新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但原告所销售的摩托车仍系按2002年国标生产，且生产时间在新国标的实施日期之后，显然该车辆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属于禁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