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留学生华侨婚恋关系描写文化启示意义.docVIP

张爱玲笔下留学生华侨婚恋关系描写文化启示意义 　　[摘 要]张爱玲笔下的留学生、华侨以暧昧迎拒的方式将东西方两大文化资源结构进自己的主体文化心理中，在与国内女子的婚恋关系中，价值追求的错位使他们彼此隔膜，理解、沟通、宽容等情感机制的缺失使他们相互排拒，最终在失望中以妥协相安。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精英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 　　[关键词]张爱玲；留学生；华侨；婚恋关系；文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1-0108-03 　　二十世纪上半叶，“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整个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追求”。为此，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进行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实践、社会改革，分属其中或游离于其外的启蒙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以各自的文学活动通过对现实文化的批判或理想文化的建构参与并表达着上述追求。一个多世纪以来，作家在文本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理想，但文化重建问题依然困扰着当下的学界。对此，有学者指出：“文化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文化建设归根结底是现代人格建设，现代人格建设又必潜沉于人的主体文化心理结构。”那么，在二元、多元文化格局中，个体是如何将不同的文化经验结构为自己的主体文化心理的?主体文化心理结构不同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共处的?笔者注意到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几个一再重复出现的婚恋故事，那就是范柳原(《倾城之恋》)、佟振保(《红玫瑰与白玫瑰》)、童世舫(《金锁记》)、章云藩(《花凋》)、米晶尧(《留情》)、娄嚣伯(《红鸾禧》)、罗潜之(《殷宝滟送花楼会》)、伍先生(《相见欢》)等这些“归国学人”或归国华侨与“真正的中国女人”间的婚恋故事，他们之间的无条件或有条件的爱，靠得住或靠不住的爱，给我们今天审视上述文化问题提供了一系列富有意味的启示。 　　 　　(一)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传播方面，留学生、归国华侨无疑起到了桥梁的作用。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是由留学生介绍、输入的。那么留学生作为一个既有东方文化背景又有西方文化经历的特殊文化群体是如何将这两种文化资源结构为自己的主体文化心理的?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留学生、华侨虽然生活于西方社会中，但种族间的歧视、经济上的困窘、文化上的隔阂等使他们基本上处于一个半中半西的社交圈，很难融入到西方的主流社会中去。佟振保在爱丁堡进学校，“苦学生在外国是看不到什么的，振保回忆中的英国只限于地底电车，白煮卷心菜，空白的雾，饿，馋。像歌剧那样的东西，他还是回国之后才见识了上海的俄国歌剧团。”“带家眷留学的人总是有钱”的伍先生，他的交际圈也仅限于中国留学生的圈子，他“深知读名学府就是读个‘老同学网’。外国公子王孙结交不上。留学生、华侨在西方社会中的边缘位置，限制了他们对西方社会的全面认识，对西方文化的完整了解，即“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特殊，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可生活空气的浸润是不经意的，长期浸润在西方的文化空气中，他们难免为留学所在地时髦的思想、社会风气所感染，一些西化的行为举止、价值观念不自觉地渗入到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同时潜在的东方文化心理也在无形中制约着他们的价值判断，使不符合东方文化规范的西化行为方式被有意识的扬弃。就像张爱玲本人自陈的那样：“至于外国，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正是对西方文化破绽的敏锐觉察使振保以超常的意志拒绝了初恋情人玫瑰，“没有头发护着脖子，没有袖子护着手臂，她是个没遮拦的人。谁都可以在她身上捞一把。“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通，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时劳民伤财，不上算的事。” 　　与在西方社会的边缘性处境相反，归国留学生、华侨在中国社会却是令人眼热心跳的精英阶层，就像佟振保感到的：“照现在，他从外国回来做事的时候，是站在世界之窗的窗口，实在很难得的一个自由的人。”东西兼具的文化优势、丰厚的经济收入、预期可能的发达前景使他们成为太太们极力捕捉的婚嫁对象：“范柳原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急扯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勾心斗角，各显神通，大大热闹过一番。”优越的社会地位、优势的文化地位使他们能够自信地将自己拥有的东西方两种文化资源进行最理想的优化组合，并通过自己的现实人生实践体现出来：即范柳原式的集情欲与节操于一身的情爱理想，就像白流苏自忖的那样：“你最高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你自己。”佟振保式的热烈的情妇、圣洁的妻子兼容并蓄的情爱实践：“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