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帝蜀史畸形研究.docVIP

张献忠帝蜀史畸形研究 　　一、偏爱辩解终究无益 　　 　　现代研究家出自对农民起义首领的热爱，极力否定张献忠“屠蜀”一事。其论证方式虽有多端，而目标和趋向则基本一致： 　　一是痛斥“张献忠杀尽蜀人”的谰言，以归还其清白。其实“杀尽蜀人”这句话仅属文学性语言，既无定量价值，亦非史学定性；即使不做考证，只凭常识也能知道，谁能把四川人杀个一干二净，不留半口？所以反复辩证根本没有必要。 　　二是力辨张献忠杀人数量不大，以洗刷其罪责。这可能是个可笑的命题：如果在战争环境下杀戮和平居民，杀一千人和一万人有无区别？杀一万人和十万人有无区别？人为万物之灵，能够随便去杀？ 　　三是引经据典论述所杀者皆为该杀者，以突出其正义。这种论述就过于带理想主义色彩了，或可评为迂腐之论。在对敌斗争的真刀真枪条件下，要说不枉杀一个好人，那是不可能的；但看上世纪历次运动过后，不也常给千百人平反吗？何况据以为证的史料，也都是些野史，并非档案材料。 　　四是极力强调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并非张献忠主责，以呼吁其冤屈。这一论题也和杀人数量问题一样，是个五十步笑百步的论题。实质问题是，张献忠究竟有没有导致四川人口的减少？ 　　五是挖掘张献忠性行的优点和行为的进步性，以歌颂其高大。如果说凡属农民起义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都在摧毁封建腐朽的制度，都在为民造福，救民于水火，永远是功大于过，谁都不会相信。可是对任何一个人，都需要一分为二，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张献忠当然也不例外。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正史语焉不详，野史资料零星分散，详略不一，有些记载互相矛盾。研究家们大力爬梳、搜采，鉴别真伪，用功极勤，令人钦敬。可是以往较长一段时期，历史研究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致引导出一种唯心史观：凡属农民革命就必须划入进步范畴，负面也应视之为正面；至于对方，则正面也视之为负面。在实质上，这种做法也和旧史家的“正统论”一样，曹操须以白脸奸臣形象出现，武则天亦须定位为篡夺。 　　研究家过去有一定苦衷，有些话不好说、不能说、不敢说，这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仍有不少史家坚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图一）就是一部杰出著作。顾诚的书出版于1984年，仍以立场鲜明的阶级分析指导全书，但却没有失去史学家的公正态度，对于野史记载内容未尝任意取舍，而是有鉴定、有考证地客观对待。例如面对“屠蜀”问题，他声称“史籍中常常回避张献忠在四川前期和后期政策上的变化，而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后期客观形势的改变和主观判断上的错误而杀人过多，说成是一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正视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大西政权领导人的错误。把凡被大西军所杀的人都说成是该杀的，都是农民革命的死敌，不仅违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这些话语，应该算是金针玉尺。 　　 　　二、曲解历史终究无功 　　 　　现代研究家孙次舟抱着为张献忠申冤的心理，总以为《明史》和其他野史中张献忠形象之不堪，都是以清代“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专制统治在作怪： 　　清朝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很早就懂得文化统治的重要性。 　　清朝为了防止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大举反攻，进逼南京之威胁的再度发生，因此制定了迁海、告密、奏销三项政策，对汉族人民进行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多方面迫害。 　　由于奖励告密的结果，发生了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私修明史案，许多无辜者遭到杀害。由此发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族知识分子方面，感到明朝的历史变成禁物，不能公开写作，公开谈论了；在清朝方面，开始认识到文化统治的需要，对明史要来一番钦定工作，对民间保存的明史资料，也要大力搜查一番。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地方官假借修史为名，向东南一带世家大族强索明史资料。人民惧祸，大批的明史资料被湮没或窜改了。 　　的确，清王朝为了巩固政权，制造了不少文祸，许多民间史料被销毁和篡改，以致记录明末史迹的第一手材料，在今天显得相对欠缺。不过，如果据此推论现存所有野史，统统经过官方有意删改，或统统由私人因避祸而修改，恐怕也过了头。因为这种史料篡改，做的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凡是描写张献忠残暴的内容，官方不必为之掩饰而销毁，私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胡乱添加；而且张献忠在生之日，大西军并未与清军大规模作过战，主要是追打残明势力和地主武装（包括攻击李自成力量），扩大势力范围。照道理说，清廷治下的人士，记载张献忠事迹应该没有什么忌讳可言。如果说连私家保存的此类野史也要篡改，在因果关系上恐不能成立。 　　在互联网上，有些学者也曾作出类似质疑―― 　　孙次舟的《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中是这样说的： 　　四路杀人伪说的编造者是冯?d，即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所引《见闻随笔》的作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见闻随笔》二卷，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