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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人民日报制度构建与内部纷争 　　摘要：1950年，在范长江同志领导下，《人民日报》经历了组织制度与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重大调整，开展了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的“大转变”。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构建，范长江试图纠正《人民日报》进城后出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办报”的孤立局面。范长江早年在私营报纸《大公报》的从业经验所培养起来的新闻观念，使他力求通过对党报组织结构、个体行动方式，以及思想认知的改革与创新，为中共的城市办报设定新的办报目标和办报策略。但是，不同的新闻传统使行动者以不同的世界观来展开行动，范长江试图以城市办报方法来改造党报新闻干部习以为常的农村办报观念，并采取独断、压制甚至强迫的硬性手段来推动制度的实施，最终导致直接受制度规制的行动者展开排斥性反抗。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新闻改革，最终因“新闻本位”和“宣传本位”两种新闻观念冲突所引发的内部纷争而不得不中断。 　　关键词：《人民日报》；制度构建；农村办报；城市办报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07-11 　　收稿日期：2013-03-15 　　作者简介：叶青青（1978―），女，浙江温州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在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中国社会各领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建设起点，新闻事业亦不例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建立了以“党报”为核心，以国有化的产权、意识形态化的宣传、计划经济、政治动员和群众路线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公营报刊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党报”始终发挥着领导与模范作用，不仅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提供了重要的传播渠道，也以其特有的“党报模式”深刻影响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回顾关于建国初期新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其一，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代表了整个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因此，对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有着清晰的考察和描述，在对新闻事业历史时段的划分和叙述上，强调1949年开始的政治体制转型和政权类型变化作为影响中国新闻事业变迁的解释因素。尤其是在介绍1949年至1956年间的中国新闻业时，其着眼点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媒介的政治性表现，往往采用革命化叙事的视角，为读者呈现了建国初期新闻媒介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迈进时的种种具体表现，如宣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社会运动，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批判运动。这种视角的叙述是以外在于新闻业的事件或者结构的变化来代替新闻业本身的变化，新闻业是基本不变的，即便有变化也是跟着整个国家进程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有学者呼吁共和国的新闻史研究亟待打破“编年史”的思维定势。 　　其二，关注建国初期私营新闻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消亡的研究者，微观分析了以《大公报》、《文汇报》为代表的私营新闻业与新中国的调和与妥协，揭示了在政权交替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剧烈变动中，政党对新闻媒体的认识态度、政策演变，以及对从传媒到文化到思想的严格掌控，使之服从于政治宣传目标。新的执政者与旧的报界精英的共处与妥协，与报界群众的对垒与互动，共同建构了报业国家化趋向中民主诉求与制度规范、体制变革与人的改造的“社会一政治”镜像。 　　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基本勾勒了一幅并不一致的中国新闻事业变迁的图景。但是，彼此所依据的事实、所作出的判断并非截然对立，只是研究者以不同的影响因素来衡量中国新闻业的演变。无论如何，当我们以新中国的成立作为背景来考察建国初期党报新闻事业的发展时，必须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中国社会从战争割据状态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及中共党报从农村办报走向城市办报这三大制度环境的明显变化，党报的办报环境、报道内容和读者对象无疑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那么，在政权更替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大环境变动之下，我们的党报是如何进行转变的？转变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转变的成效如何？作为新中国最高级别的“党报”，《人民日报》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面镜子。因此，本文将以1950年《人民日报》社开展的“大转变”为考察对象，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 　　一、中央党报开展“大转变”的由来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中国的报纸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其表现就是“以1949年为界，真正的人民报纸在数量上已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性质上与国民党时期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报纸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完全不同”。根据当时新闻总署的调查统计显示，全国报纸总数为336家，其中公营报纸257家，约占76%。从数量上看，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公营报纸体现出了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