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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特性及对中国政治改革影响 　　摘要：本文在解析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当代知识分子在精神生产和社会分工上的自我定位、介入政治的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划分为体制内中间派、体制内异己派、体制外中间派、体制外异己派等四类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上述知识分子群体的不同群体特性，并指出了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群体特性； 中国政治改革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8－0038－03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19世纪的俄国。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个来源与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 “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非常歧义、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容易引起价值争论的语词。因为，“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会引起涉及含义的评价的争论。”[1] 　　 　　一 　　 　　依照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我们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区分为描述性的与规范性的。“知识分子”作为描述性的概念着眼于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李普塞特曾这样定义知识分子：“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为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2]萨义德则将其定义为：“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 (the art of representing) 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3]而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子是“以解释观念为职业的那类人”，[4]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4]“知识分子”作为规范性的概念，则着眼于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何种特质、应该干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下，知识分子的形象不仅被理想化，有时甚至被浪漫化，比如知识分子是“人类良心的体现”、[3]“道德理想的捍卫者”、[1]“社会的批判者”、[5]“无私无畏的英雄”、[3]“精神的超越者” [1]等。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里负载了对知识分子太多的价值期待与规范要求，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达到这些要求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5] 　　对于所谓“知识分子”的本质、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等问题，历来也有不同理解，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是以下两种：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即首先着重于这类人的社会地位（出身、学历、职业等）的划分，而最终旨在判明其政治归属。中国近几十年来流行的理解方式即属此类。但这种界定方式，在内涵规定方面还缺少对于知识分子个性和本质特征的深层把握，在外延划分上又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所以难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某些自相矛盾、模糊不清、甚至随意性较大的后果。另一种是文化社会学的界定。它是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理解方式。“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种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6]这种界定方式其实质在于确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提倡和鼓励有学识之士去担当起引导社会发展的责任。而它的明显缺陷则在于，这是一种过于主观化的界定方式。评价总会因评价标准的变化而变化。对于社会来说，这样就使“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更进一步增加了其主观相对性，而减少了客观确定性。 　　因此，在界定“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笔者认为有必要强调以下三点：首先，我们反对将“知识分子”机械地附着于某一阶级或创造为某一阶级；其次，我们认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在于其精神生产功能而非其批判功能；再次，我们同时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仍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藉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在讨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性及其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这一命题时，笔者强调以下两点：其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当代”乃指“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建国后至今，大体上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文革时期、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及改革转型期。改革转型期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程度不大，其观念与行为方式上均呈现出较强的“同质性”与“板快性”，邓小平南巡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渐清晰，研究分化后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