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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语教育中文化安全问题研究 　　[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如何通过语言教育来保护好本民族语言文化、维护本国语言文化安全迫在眉睫。外语教育的学科特点使其处于不同文化交往的前沿，面临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同时又是保卫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领域。本文通过梳理“文化安全”国内外研究发展动态，探讨在我国外语教育中“文化安全”的深层内涵与要素，从而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安全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 　　[关键词] 文化安全；外语教育；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8） 03-0028-02 　　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成为政治、经济等事业的基本工具。一方面，英语作为全球最普及的语言，已经对世界上其它语言构成安全隐患，如何通过语言教育来保护好本民族语言文化、维护本国语言文化安全迫在眉睫。 外语教育的学科特点使其处于不同文化交往的前沿，面临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同时又是保卫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领域。本文通过梳理文化安全国内外研究发展动态，探讨在外语教育领域里“文化安全”的内涵，并剖析其主要因素，从而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安全的外语教育价值取向。 　　一 文化安全的国内外研究发展动态 　　（一）国外研究 　　随着冷战结束，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国家安全已经由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生态等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作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重要子域，国家文化安全有助于形成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感，有效地维护和推动国家的稳定发展，受到各??普遍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在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 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展开。第一，国际政治学视角的研究。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多次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 并宣扬美国价值观中的“自由、人权和民主”（2000，2005）。第二，文化学视角的研究。文化哲学家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文化进化的终点（《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对其加以反驳，他强调冷战后世界政治冲突和文化冲突的并行（《文明的冲突与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除了宏观层面上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外，国外研究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视角还包括以下方面：（1）医疗卫生护理当中的文化安全问题（Papps Ramsden， 1996；Ramsden，1993）。（2）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原住民文化安全问题研究（Mackay et al.， 2012；Alastair Crocket ，2012）。Mackay 指出“文化安全理论起初聚焦研究新西兰毛利人与白人之间的不同文化冲突，后来扩展为一切多元文化群体研究”（2012）。（3）儿童以及青少年护理等问题（Fulcher， Leon C 2001；2005）。Fulcher 认为“文化安全是指儿童或青少年与看护人在一起时，其个人权益或是其文化体系得到尊重后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 2001）。（4）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冲突问题（Rochecouste， Judith； Oliver， Rhonda2014）。“文化安全包括文化能力，并且扩展为文化觉醒和文化敏感，并能运用显性手段来解决各种种族主义”。 　　在语言教育领域，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载体，成为政治、经济等事业的基本工具。一方面，英语作为全球最普及的语言，已经对世界上其它语言构成安全隐患，如何通过语言教育来保护好本民族语言文化、维护本国语言文化安全已经迫在眉睫。同时，“9.11”事件之后，美国提出了“关键语言”战略，表明语言问题被“安全化”。外语政策作为事关国际事务的语言政策，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重点。（鲁子问，2012） 　　（二）国内研究 　　“文化安全”一词出现在我国学术文献中始于1987年。20世纪90年代，相关文献寥寥可数，以“文化安全”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查到相关文献仅有9篇。2000年以后研究数量逐渐增加。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安全”内涵进行了解读（胡惠林2005，石中英2004，刘跃进2004，曾敏2012等）。 　　石中英（2004）指出“文化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指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语言符号等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