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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三农档案遗存文化价值研究 　　摘要：古代“三农”档案的记录、保存、汇编，与文化的传承、延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文章通过释读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内容，剖析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开发利用。 　　关键词：古代；“三农”档案；直接遗存；间接遗存；文化价值；开发途径 　　 　　古代“三农”档案遗存，是古代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形成的历史记录的总称。依据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存在形式，可将其分为“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两类。古代“三农”档案“直接遗存”，指以原始记录形式流传至今的档案原件；古代“三农”档案“间接遗存”，指经过辑佚、著录、加工而载于农书、史传、方志、谱牒等各类文献中的间接记录。 　　纵观古代“三农”档案遗存，它不仅记录了农业、农村、农民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而且，再现了历朝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法，并折射出了历代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思维方式、行动准则和价值观念。 　　 　　1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内容与结构 　　 　　1.1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内容。我国古代“三农”档案遗存数量浩繁、内容丰富，无不体现出浓厚的农耕文化特色。现分类择要简述如下： 　　1.1.1关于农业生产的记载。如，竹简《秦律十八种》的《仓律》，规定了每亩土地播种量：“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亩大半斗，菽亩半斗。”…另如， 　　《康熙御制耕织图》(现藏北京故宫)以“殿版画”形式描绘了谷物从浸种、播种到入仓和养蚕从育蚕、采桑到成衣的生产过程，每幅图上，还有康熙所书的“耕织要领”诗文。 　　1.1.2关于农田水利的记载。如，我国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通济堰(位于浙江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堰头村)，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505年)，自古留有堰史，并有自成系统而完整的管理方法，现存石刻《通济堰图碑》及水系图碑，可以清晰看出该堰的灌溉功用。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处州太守范成大制定的《通济堰规》共20条，科学而全面，沿用600多年。另据《清朝苏州府水利表》统计，康熙十年至同治十三年，兴修水利工程多达63项。 　　1.1.3关于土地赋役的记载。如，围绕土地关系和赋税征收，历朝历代都形成了大量的土地户籍赋役档案。现保存在浙江兰溪市财税局的746册“鱼鳞图册”，就记载着清代同治年间兰溪城区及35个乡镇、159个村的田土、山林、地形、地貌等情况。 　　1.1.4关于农民习俗的记载。此类档案遗存文化内容包括服饰、饮食、婚丧、节庆、娱乐等诸方面。如，浙江青田“俗尚简朴，衣用大布，食饮不贵异物，贫富不相耀”(雍正《青田县志》卷4《风俗志》)。另如，浙江云和县沙铺乡，民间“做功德”习俗已逾200年，逐渐衍变为沙铺山歌，有劳动号子、田歌、节令歌等，多为双句、七字句式，现直接遗存有300余首。 　　1.1.5关于农民增收的记载。如，反映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而增收的情形。清同治年间，临湘种茶“价乃三倍，……几成乐园”(同治《临湘县志》卷4)；清光绪年间，浙江余姚种棉“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以为生者有十之六七”(光绪《余姚县志》卷26)。另如，反映农家开展多种副业生产而增收的情形。清嘉庆时，浙江山阴县造纸业兴盛，“天乐乡出纸尤盛，民家或赖以致饶”(嘉庆《山阴县志》卷8)。 　　1.2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结构。档案文化不仅包含物质层面，同时，包含精神层面，档案文化结构是一个“多环形”结构。只有认清档案遗存的文化结构，才能科学地解读档案遗存。笔者认为，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结构，由外到内包括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三个层面。 　　1.2.1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表层文化结构――“行为文化层”。此层由人们能直接感受到的档案文化现象构成，其内容较易受社会文化影响，能直接展现档案文化的功能，是档案文化中较为活跃的部分。以约定俗成的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为典型代表，如，浙江遂昌县“班春劝农”开犁习俗、莲都区“翻龙泉”表演程式等。 　　1.2.2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中层文化结构――“制度文化层”。此层是对档案活动的抽象表现，并受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双重制约，同时，又实现着文化连结、文化控制的功能。最明显地表现在农民生产劳动、娱乐活动中组建的各种行为规范。如，浙江松阳县玉岩白沙岗高腔的口传心授、庆元县香菇栽培隐语等。 　　1.2.3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深层文化结构――“心态文化层”。此层所包含的内容多为观念、心理、思维方式等，是人们难以察觉的部分，同时，电是档案文化中最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古代“三农”档案遗存中蕴含着农人的价值判断、审美情趣等主观意识和精神理念。如，浙江云和县农村的以“和为贵”精神、缙云县农村的“耕读家风”理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