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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观察和分析 　　21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建设日趋活跃。社会建设通过社会治理得以进行，而社会治理是为了实现社会建设，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进行。在各地的社会建设中，成都的社会治理创新突出，特别是在全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中渐渐进入领先和引领的行列，为其他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前置性社会历史条件探寻 　　本世纪初，成都开始搞城乡统筹，提出“三集中”，即农田向种田大户集中、村民向小?^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实施力度大、推进快。由于在短时间内将不少村民集中在一个小区居住，转向非农领域就业，但事实上非农领域一时不可能提供那么多就业机会及转移就业需要相应的就业能力，导致不少青壮年因集中居住而没有就业，集中居住的小区管理也成为大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落后，大量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村庄出现空心化问题，公共事务没有人负责管理，更缺乏村民的参与。这一切，构筑了当时成都基层社会治理的大的结构性背景。 　　面对这些问题，成都的城乡统筹不仅着力于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旨在调动村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其内生动力和参与能力，设置了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即：最初每年给每个村和居委会20万元公共服务发展经费，而今大幅提高。政府为资金的使用建构了一套由村民和居民自己管理使用的制度：公共服务专项资金由村民议事会或居民议事会（或其他社区自治组织）讨论决定，由此激发村民和居民参与村庄和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这套治理机制之所以得以确立和维续，在于将资源与民众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找到了有效激发民众主体性的手段。由此，公共服务专项资金以及相关的使用规定，真正开启了成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序幕，也奠定了成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坚实基础。 　　成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另一条历史脉络是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地震发生后，除了国家快速投入救援力量，另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社会，特别是社会组织以及民众自发的参与，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增强了社会互助和合作意识，社会主体性意识也得到有效激发提升。救援结束后，不少社会组织继续留在四川灾区开展重建工作，其中很多是本土草根性的，抗震救灾救援完成后就转化为地方社会治理的活跃力量，带动当地的社会治理创新。可以说，在这次抗震救灾和援助建设中，成都的社会组织是最活跃、也是最有力量的。社会力量的出色表现，使地方政府比以前更加重视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成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 　　总的来说，成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就是从体制机制和资源上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具体而言，成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历了从试点到整体推进以及全面提升三个阶段，从内容上看，从单方面到多方面再到系统性创新建构。在此，以社区和村庄层面的社会治理创新为重点，分析讨论成都的具体实践。 　　公共服务专项资金的设立和实施，是一项重要的创新举措，即把政府的投入与村民居民的主动性结合起来，并由此增强居民的治理能力，这样的设计带来了之后一系列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建构。第一个体制创新就是议事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在村民组织法或居民组织法中没有议事会的设置，只有村民代表大会或居民代表大会、村民全体会议和居民全体会议，但是在改革开放中，特别是在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使得村民代表大会难以举行，而村民议事会在村庄议事决策中应运而生，在公共服务专项资金的使用上发挥关键作用，从而确立了其自治的地位。议事会的组成成员包括一些留在村庄的村民代表、原村干部、有威望的老人、村组组长以及其他村民推荐选举出来的其他代表等，既弥补了许多外出村民代表的缺席，也扩大了代表性，为村庄治理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相比村庄而言，城市社区不仅规模过大，而且亲密度、认同感低，从而影响到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如何将社区划小，成都寻找到了更小规模的基层社会治理单元――院落治理。对社区公共服务专项资金使用来说，社区规模过大不利于协商讨论，难以有效发挥议事会的效用。在公共服务专项资金的影响下，政府越来越愿意与社区建构合作伙伴和契约关系。成都在社区层面取消了社区工作站，让工作人员或者参加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服务，或者转变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居委会不再承担具体的社区服务，而是用公共服务专项资金向院落、楼栋、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外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社区居委会还从政府承接一些任务，转包给上述社区其他组织和主体，居委会则抽身去从事监督、评估以及链接政府资源以及外部社会资源的工作。在这样新的治理架构中，院落治理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同一个院落的居民有着更为相近的公共事务需求，更容易激发其积极性，从而培育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