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教学与研究缘分.docVIP

我与教学与研究缘分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108-03 　　“缘分”大概是一个来自佛教的概念。我虽不信奉佛教，但还是觉得这个词具有极强的解释力。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凡事只要搬出“缘分”二字，大家便心领神会，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对我而言，“我与《教学与研究》”这样的题目就意味着一种缘分。当编辑把这篇命题作文的任务交给我时，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教学与研究》即将迎来自己的60岁华诞，想请一些作者写纪念文章，这是很自然的。但这次之要求我来写，令我有些诧异。因为，如果不说这是“著名作者”的待遇的话，至少也是“老作者”的待遇。我从没有想到自己属于这个行列。快人快语的李文苓女士解释说：“其实，这次之所以找你写，就是因为上次50周年华诞的时候你岳父大人写了一篇。我们主编说了：上次是岳父写，这次该女婿上场了！”这可真像禅宗大师的当头棒喝，让人豁然开朗，当下就明白了真理。 　　确实，纪念《教学与研究》创刊50周年的时候，我的岳父陈先达先生写了一篇《我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因为记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从而成了一篇“名文”。陈先生在文章中说，当年他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拿到了100元稿费。对于这笔接近天文数字的稿费，他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花。请朋友撮了一顿，又买了一双皮鞋，结果还剩下不少，真是让人又惊喜，又烦恼一一这样的历史细节让今天的读书人羡慕得要死，也让编辑们津津乐道。好了，既然岳父写出了这样有趣的文章，那么女婿也必然能，不然就是岳父大人没眼光。于是，我就必须写这篇文章，而且必须写得“有趣”，这是我的责任――一份来自缘分的责任。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打开电脑又梳理了一遍自己的科研成果。这就使我突然发现：我确实是一个幸运之人、有缘之人。不但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发表在《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6期）上，而且前前后后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14篇论文。也就是说，从那时以来的24年中，有10年没有写文章，而剩下的14年里每年一篇。这除了说明有缘分之外，还能做出什么解释呢？《教学与研究》作为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学术理论杂志，主要服务于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但是，对许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教学与研究》几乎是一份高不可攀的杂志，他们以能在上面发表一、两篇论文为荣，而我呢，何德何能竟然连篇累牍呢？ 　　这使我想起了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科研楼的七层办公，《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也在七层，而且相邻，这可以说是一种地缘关系吧。我记得，那时我们经常能听到编辑部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不用说，编辑部里有几位开朗而快乐的女士。由于这种融洽的氛围，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同志们向《教学与研究》投稿就比较踊跃，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从深层来说，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教学与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教学与研究》是服务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而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的就是这种教学和研究。这一点还体现在这份杂志的主编们身上：我的博士生导师许征帆先生曾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进修学院（现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的院长，而此前他曾是《教学与研究》的老主编；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辈学者梁树发教授是《教学与研究》的上一任主编；我的同事齐鹏飞教授现在正担纲《教学与研究》的主编。又是内在联系，又是近水楼台，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 　　给《教学与研究》写稿，我心甘情愿，同时又得心应手。这应该也不是偶然的。我从来没有仔细“琢磨”过《教学与研究》的风格，但现在却发现我对这份杂志的理解与杂志的自我定位很一致。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上，努力追求学术品位。不用说，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和研究具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而且给杂志写稿也不能掩盖自己的立场，但是套用一句老话的格式来说就是，“在政治立场既定的前提下，学术水平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的学术品质、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平，这就是《教学与研究》所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使她在同类杂志中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并出类拔萃。再比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的写作上，努力追求语言的简明流畅。反对作者摆架子、故弄玄虚和玩弄辞藻，要求他们直面思想本身，不温不火、不蔓不枝地讲道理，尽可能通俗易懂。这种质朴的文风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教学与研究》的要求，恰好是我的追求。没有商量过，是一种“前定和谐”。 　　我的努力得到了《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同志们的帮助和肯定。只要编辑提出意见，我总是努力修改，并在这种修改的过程中充实和提高自己。做编辑的人天天跟文字打交道，养成了对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感觉，这可不是普通作者都能具备的。因此，作为作者，不论是否“著名”，都要谦虚谨慎，并勇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