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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保税区功能属性管理模式与区域实践 　　内容摘要：在保税区转型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走出去的时代号召下，文化保税区顺势而生。作为文化振兴和“走出去”的境内枢纽与“文化港口”，文化保税区发展迅猛、前景广阔。本文在分析我国文化保税区功能属性与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以陕西国际文化贸易基地为切入点，对其发展机遇、管理机制、保税形式、产业融合、港区协同五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文化保税区 管理体制 陕西国际文化贸易基地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经济载体，文化保税区顺应了经济文化化和文化产业化的时代趋势，契合了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正逐步成长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高地和文化“走出去”的新亮点。陕西作为文化大省，在践履“西部文化强省”和“向西开放文化高地”的时代使命中，也顺势筹建了全国第四个文化保税区，发展势头良好，但仍需面向未来的“顶端设计”支撑。 　　文化保税区：保税区转型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时代产物 　　文化保税区是“依托保税区平台，将国际贸易中针对普通商品的保税政策及通行做法运用在文化领域，并根据文化产品创意、设计、生产、存储、销售特点进行政策资源整合和制度创新，形成适应精神产品生产规律、促进文化对外贸易的专门保税形态”（秦骥，2013）。自2011年11月我国首个文化保税区――上海外高桥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成立以来，先后有北京国际文化贸易服务中心、北京大山子文化保税中心和陕西国际文化贸易基地3个文化保税区相继成立，文化产业发展正式步入“特区时代”，具体见表1。 　　文化保税区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实践根源。一方面，文化保税区迎合了一般保税区转型发展与外延拓展的需要。我国保税区（Bonded Area / Exempt-Zone）始建于1990年，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初步发展――功能成熟――战略调整”三个阶段，如今正探索着“功能综合化、产业高端化、发展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的转型。在此背景下，将保税区享有的“免证、免税、保税政策”扩展到文化领域，成为文化繁荣和保税发展的创新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另一方面，文化保税区迎合了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契机，成为加速文化产业国际化的突破口。随着我国《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颁布，文化产业发展的百年大幕被拉开，文化自信建设被提上新的高度，这“都要求文化产业必须站在全球高度，内外统筹，全面开启文化产业国际化时代，实现文化产业的外向型发展”（蔡尚伟、王理，2010）。而以扩大文化国际贸易为主基调的文化保税区恰恰迎合了这种发展诉求，利用“文化特区”的税制优惠和“文化港口”的交通之便，在促进文化“引进来”的同时以“集团军”的形式实现我国文化企业和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组团营销和整体展示。 　　文化保税区本质上是集保税港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保税出口区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保税区，“是当前海关各类特殊监管区域中的最新和最高级形态”（李秀华，2013）。它通过“保留征税”政策和“提供专业级的B2B服务”，发挥在文化加工、储藏、贸易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在促进文化“走出去”和振兴文化产业上具有“‘示范效应’和‘窗口作用’”（林汉川、高海乡，2000）。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一是税收减免效应，文化保税区在进出口、区内企业间交易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关税豁免、增值税和消费税免除、所得税减免、保税和出口退税等税收优惠，减少了文化生产和贸易的成本。二是产业集聚效应，在我国当前建立的文化保税区中均设有“文化企业集聚中心”，通过保税园区的便利和优惠条件吸引国内外知名文化企业入驻园区，形成文化龙头企业聚集，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扩展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构，形成规模效益。三是文化出口效应，在国际文化经济一体化和西方文化输出的宏观背景下，我国文化“走出去”仍然存在着能力不强、动力不足、体量不够的现实困境。而文化保税区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模式创新的“试验田”，通过文化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整合包装，以“航母编队”的方式，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整体推介和组团营销，以提升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文化保税区通过出口税收优惠、出口手续简化等措施，与“国际、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各类文化企业建立优势互补合作关系，鼓励和服务企业出口贸易，拓宽文化‘走出去’渠道”（范昕，2011）。 　　文化保税区的管理模式：彰显综合孵化效能的软性生产力 　　从国际方面来看，具有更高保税形态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国外自由贸易区的管理模式值得提倡。他们强调在中央政府战略支持功能发挥的基础上，政府对自由贸易区进行共同管理或单一管理，并衍生出政府主导型和公司主导型两种主流管理模式。其中： 　　在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下，自由贸易区所在的地方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当地海关等部门，在被授权的情况下对自由贸易区进行全权管理，“不仅行使行政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