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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分权式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影响与激励 　　？眼摘 要？演分权式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促使地方政府面对财政分成不足和经济增长压力时转而控制和影响区域内金融资源，加剧了区域间竞争。财政分权成为分析地方政府干预区域金融发展的起点，通过引入公平偏好对中央-地方的委托代理分析，发现考虑公平偏好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努力水平。完善财政分成制度、改革考核机制可以引导地方政府公平偏好，达到改善中央-地方在分权式金融发展中的激励效果，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并促进经济增长。 　　？眼关键词？演金融分权；地方政府；信息不对称；公平偏好；收入分享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8）07-0076-08 　　一、引 言 　　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市场化转轨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先后进行的财政分权和分税制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竞相发展。钱颖一和Weingast（1995）认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和地方政府间相互竞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1]。但并不是唯一的后果；丁骋骋、傅勇（2012）认为，中央-地方的权力博弈形成了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的体制搭配，一方面通过财政分权促使地方政府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又通过金融集权来调控可能产生的经济过热[2]。因此分权式发展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既有冲突也有协调。行政分权和分税制等一系列改革，增加了地方利益和地方行为的独立性，最终使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市场主体[3]。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标和实现路径上，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独立完成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等各项指标；同时又需要这些“成绩”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或者达到宏观调控效果。地方政府为了在区际竞争中获胜，需要筹集财政资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高本地区竞争和招商引资中的议价能力；但又需要处理区域内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等社会性公共事务，使本就有限的财政支付能力更加窘迫，只能转向对辖区内金融资金进行控制和干预。 　　傅勇、李良松（2015）认为，金融分权是使地方政府获得了金融资源的分配权，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4]。政府介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行为既包括了有益部分，也包括那些扭曲了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行为。张微微（2017）的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受制于自身的财政压力，有干预区内金融资源配置的动力和行为，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抑制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5]。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时期，在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之外，需要从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激励入手，改变其重经济增长指标轻社会综合发展的行为，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具有的信息优势，从重金融规模扩大转变为改善金融资源效率，减少区域竞争带来的社会总体福利损失。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引导省级地方政府的公平偏好，从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着手，弱化地方政府注重横向经济竞争和任务指标分解的压力；通过综合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在继续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增长时，关注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短期经济利益。 　　二、分权式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中央-地方间的分权式金融发展特别是金融发展分权，提高了地方政府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的动力，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金融资金支持。洪正、胡勇峰（2017）认为，金融分权是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就金融资源配置权与控制权进行划定及分配的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制度安排，同时我国的金融分权分为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和政府向市场的分权（称为市场化）[6]。就中央向地方的分权来看，我国金融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大调整：第一阶段是1978～1992年，主要体现为中央向地方分权和向市场分权，恢复建立了全国性商业银行，明确业务发展领域。在此期间，地方政府一方面拥有对辖区内金融机构的人事权；一方面通过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拥有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权力。这种分权发展虽然推动了银行类和非银行机构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但缺少成熟完善的市场机制提供的有力约束，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个体风险和系统风险；这样的后果就是1993年迎来了金融发展的重新集权阶段，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整顿金融秩序、建立适宜金融体制。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地位和宏观调控体系的确立，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区分，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政商业务分离来建立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2003年以后的第三次调整主要体现为相对分权，重点是金融机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实行多元化、扁平化管理体制，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和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正规化等。要求各级政府在推动金融创新、完善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