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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主题类型中的解诗之道 　　徐振宇，江苏省无锡市辅仁高中教师。 　　一、独立意象的迷惑 　　德国文坛巨擘歌德在他的《诗与真》中如是说道：“在富于诗性光环的意象中，我们可以窥见吟唱者迷醉的灵魂之舞。”对于语文的诗歌教学来说，解读意象一向成为探究诗歌内涵的“准入门槛”。无疑，与诗为伴的语文课堂总是充满灵性与激情，把握流光溢彩的诗韵与蕴藉深厚的诗意，既是一程奇妙的审美之旅，又是一项艰巨的“解密”工程――画面感十足的意象将诗人形而上的抒怀精致地包藏起来，留给读者一个耐人寻味的谜面，让读者陷入“看见而非看透”的审美焦虑中，对峙着“一纸之隔”的真相，掂量着似是而非的辨读，满怀疑惑却又欲罢不能。诗歌教学即是如此，挑战性与趣味性辩证地“纠结”在一起，无不以廓清疑云、求得诗歌内涵的水落石出为终极目标。 　　事实上，我们很少会孤立地来理解一首诗歌中的意象。谈起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们都会很自然地想到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抑或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些诗句中的“明月”意象有着极其相似的情感共性，稍经“归纳推理”我们便能悟出“明月”之上寄托的怀乡思人之情，加以“情景交融”经典抒情方式的常识性判断，我们不难精确把握这一类诗歌的内在构思逻辑以及主旨。诸如《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以及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如此，异曲同工地在“杨柳”意象上缠绕起思恋的主题。古典诗词中不少意象有着相对稳定的意蕴，自成一套规律性明显的审美系统，负载着不同时空文人默契的情感共鸣，也为我们走入诗歌内涵提供了“有史可依，有据可查”的蛛丝马迹。 　　不过，并不是所有诗歌都具有意义指向鲜明的意象。比如现代朦胧诗，其中的意象恐怕最为扑朔迷离，我们也很难找到这类诗歌中的意象有什么传统性用法，因为它们的呈现方式含混、游移甚至叠床架屋，一如一副构图复杂的现代派画作。不妨以苏教版必修三中舒婷的经典朦胧诗《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为例，我们无法对“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等意象作出唯一的解释，充其量也只能做到合乎情理的自?A其说，至于是否恰如其分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在其他朦胧诗作中，我们再难找到相似的意象，因而也难以在多方比照中作出精确推断。朦胧诗意象不具备普适性与通识性，它们在每一首独立的朦胧诗中都是独占一方审美地盘，不可复制与仿效，使得解诗过程犹如孤岛掘宝。 　　二、主题类型的梳理 　　是否我们真的就对朦胧诗的意象束手无策呢？未必。意象毕竟只是通往内涵的途径，是解诗的审美要素之一，而非审美价值的全部。意象的功能类似于豹身之一斑，更多时候我们是借意象之“斑”而窥意蕴之“豹”，这是一个由点及面、由局部至整体的推理过程，但不能在读懂意象与读透诗歌之间划等号。诗歌的整体魅力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可以包括精湛的遣词造句，深厚的抒情议论，奇崛的布局构思，等等，解诗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品悟这种丰富而多元的综合性。所以我们可以跳出意象这一“斑点”，寻找更敞阔的理论平台来解读朦胧诗。 　　既然我们能够用沉淀为传统的意象类型（诸如明月、杨柳等）来读透不少古典诗歌，这证明以“类型化”思维来解诗行之有效，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在一种较为宏观的“类型化”思维背景中来解读朦胧诗呢？单纯的朦胧诗意象显然无法归入这种宏观组织，不妨让我们“更上层楼”，拓宽一下看待朦胧诗的尺度。依然以《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为例，这首诗整体读完，我们能够获得的最直观的审美信息是什么？恐怕应该是它的主题。无需看懂诗中具体的字词，只需看诗歌标题以及稍稍回味一下诗歌整体的行文腔调，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诗人强烈的爱国情怀。从“爱国主题”切入，能否找到“类型化”的思维背景？简直轻而易举。“爱国”可以说是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光照日月的英雄赞歌、气壮山河的豪杰咏叹在其中交相辉映。历代以爱国著称的名家更是层出不穷：战国有屈原，唐代有杜甫、高适与岑参，南宋有岳飞、辛弃疾与杜牧……爱国的历史几乎与诗歌的发展史同寿，“爱国主题”毫无异议地成为了诗歌创作最主流的主题系统之一。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中，出现最多的人称代词是“我”。充分理解全诗中“我”的内容变化，情感变化，意蕴变化，是梳理爱国情感的关键。而在爱国主题的类型诗中，历代爱国诗人的爱国情怀在审美逻辑上不少都是殊途同归，呈现出显著的规律性。 　　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金明馆丛稿二编》中，这样评价中国古典爱国类型的诗歌：“抑于失‘我’，扬于得‘我’”。不妨以屈原、岳飞与陆游的诗句为例，来理解下陈寅恪先生的点评。 　　屈原《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陆游《示儿》：“死去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