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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战帮日本人打赢甲午战争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 　　西方媒体不同情中国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以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作“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是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人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发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却称，首先，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最终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 　　而事实还证明，中日甲午之战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夺取在华权益，迅速形成瓜分中国的局势。这种情形下，更需要有日本这样的“先锋”。 　　日本间谍策划宣传战 　　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人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作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有没有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当年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却反倒成了畅销书。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笔者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期间很多日本人的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日本著名记者岸田吟香在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还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型间谍叫宗方小太郎，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日本人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据他们的战地记者记载，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当地有的百姓竟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中日在操纵媒体上的巨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当然，这也跟当时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