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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监管为什么这么难 　　为了实现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为了让证券监管部门能真正公正中立，一方面不能让证监会承担宏观经济任务，另一方面必须让国家从企业股东的角色中退出;只有这样，监管者才能做中立的裁判，股市发展才能持久 　　多年来，A股市场一出问题，众人就寄希望于换掉证监会主席，以为只要换掉主席，股市就好办了。所以，今年3月份刘士余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不少股民和从业者似乎特别兴奋。只不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虽然证监会对股市的发展起很大作用，但单纯改变证监会，未必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本质，其中的深层矛盾会照样存在。 　　就像这些年在更深层改革没有进行的背景下，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推出“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然后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板”，等等，以为通过转移视线、推出这个板那个板就能改变中国股市。说轻一点，这是浪费时间精力、稀释既有交易市场的人气、增加交易成本、迷惑股民，说重一点，这是胡闹。 虽然证监会对股市的发展起很大作用但单纯改变证监会未必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本质其中的深层矛盾会照样存在。绕了这么多年弯路后尤其是经历2015年股市危机之后我们不能再回避那些本质的问题有必要正视那些跟资本市场不兼容的观念和体制元素。 　　如果按照这些做法走下去，桌子类股票一个交易市场、椅子类股票一个交易市场、沙发类股票一个交易市场，等等，眼花缭乱，对股市发展更有利还是反之呢？为什么就不能改变那些不合理的法律和规则，集中注意力发展既有交易所，使各市场规则都一致呢？ 　　绕了这么多年弯路后，尤其是经历2015年股市危机之后，我们不能再回避那些本质的问题，有必要正视那些跟资本市场不兼容的观念和体制元素。否则，股民会继续埋单、抱怨，证监会岗位仍然是烫手山芋，资本市场没法在中国社会和经济中唱主角。 晚清改革派的努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归人士早就看到了，如果要长期发展好中国股市，就必须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不仅保护投资者权益，而且对不同资金实力、不同背景的投资者都要公平和公正。但是，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受到方方面面现实的约束。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从股票发行、交易一开始，政府就既是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又是参赛的球员，有太多直接利益在其中。 　　当然，这种挑战不只是等到改革开放重新推出股市时才碰到，而是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就遭遇。那时的洋务派先锋郑观应、薛福成、李鸿章、张之洞等，在鼓励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也推动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票交易市场在中国的发展。 　　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评论道：“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有拓万里膏腴之壤，不藉国帑，藉公司者，英人初辟五印度是也;有通终古隔阂之途，不倚官力，倚公司者，法人创开苏彝士河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 　　可见，薛福成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在于技术，也同样在于他们有广集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方式，亦即股权能交易的公司和股票市场。他说，“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 　　问题是公司可以举、股权也可以在千万“官绅商民”之间发售，但怎样才能使众多投资者放心把资本投放出去，实现“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股票到底是什么东西。 　　股票是一种金融契约，投资者把今天的钱让出，指望的是今后能够有回报，而且最好是高于今天投入的资本的回报;募资方则今天获得资金并掌握其使用权，但承诺要尽责尽职使用资金，并在将来获得收益后给出资人以回报。 　　这种契约是人类已发明的最难执行的契约之一，它包含以下几方面。 　　第一，它是投资方和募资方之间的跨期价值交换，而且无具体到期期限，所以，对信用、信任的要求特别高，万一募资方携款逃跑了，投资方就血本无归。 　　第二，它跟债券、跟借贷契约不同，债券和借贷不仅有明确的到期期限，而且需要支付给投资者的金额也是明确的，募资方必须兑现这些支付，而股票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没有明确要求募资方何时要给投资者回报，甚至在公司赚钱时也不需要给投资者分红，具体把利润的多少要分红也是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募资方去掌握，这当然使得股票比债券、借贷金融更难以发展，行骗空间大多了！ 　　第三，股票是有限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公司经营失败，股东的损失最多不超过已经投入公司的资本或者股本。有限责任至关重要，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因为这等于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