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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重文化空间中祥林嫂的意义 　　摘要： 　　理解祥林嫂意义时，现代性价值立场的确立使得封建意识形态作为具有标出意味的整体被区隔出来。这种视域将祥林嫂身处其中的三重文化空间理解为封建意识形态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并导致祥林嫂与“我”之间对称性的叙事一直未被言及。事实上，祥林嫂意义的复杂结构正表现为发生于山里文化空间与鲁镇文化空间之间的悲剧命运，由来自外面即第三重文化空间的“我”所讲述。从这个文本现场出发，我们或许能获得祥林嫂出走的现代性启示，还原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内在意义。 　　关键词：祥林嫂；封建礼教；乡俗民风；文化空间；现代性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5 　　“祥林嫂之死”是现代文学中的阿里阿德涅之线。祥林嫂悲剧命运所串联的整套封建罪名成为评论者借以与旧意识形态撇清关系的靶心。无论是早期著名的封建“四大绳索说”（族权、父权、夫权、神权），还是语文教科书里板上钉钉的封建礼教吃人说，都因教化目的或多或少地脱离了文本本身，在简化文本的同时强化了“阶级仇”“民族恨”，将“祥林嫂之死”推给万恶的旧社会。 　　近些年，随着学术自觉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关于祥林嫂悲剧的讨论百花齐放，各种观点竞相浮出水面。如在《鲁四老爷论》中，逄增玉认为鲁四老爷恰恰没能做到儒道所要求的准则，只是个一知半解的“伪儒”，而祥林嫂是被封建礼教所迫害，与这个对封建礼教一知半解的鲁四老爷无本质上关联[1]。其中，封建礼教本身作为一个问题逐步被提了出来。在《民俗控制与祥林嫂之死――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一文中，范志强则引入民俗视角，将祥林嫂之死归结为民俗传统的奖罚制度，鲁四老爷也只不过是民俗传统中的一个执行功能[2]。这两篇文章观点和视角虽有不同，但都或隐或显地为鲁四老爷撇清责任，将罪责推给封建社会中整一的、抽象的观念（礼教、民俗传统）。 　　有关祥林嫂之死的讨论，分歧为何如此之大？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事实上，从《祝福》发表以来，这条不断变换的阿里阿德涅之线非但没把我们带向迷宫的终点，反而呈现出扑朔迷离、不断衍生的态势。因此，回到文本现场，对祥林嫂命运重新进行细致而科学的考察成为这篇文章的题中之义。 　　一、祥林嫂的出走――封建社会内部的文化逻辑 　　当现代性还未作为一种文化视角被引入之前，整个中国社会由自身的文化逻辑所支配。虽然中央集权制能使封建王朝有效地管理地方，但由于种种限制，由上而下的官方意识形态（封建法律与礼教）很难完全渗透到乡镇山林之中。就拿婆婆逼迫祥林嫂嫁人换钱的事来说，“宗法是礼教的起源”[3]。婆婆权威来自家长身份，她看似有权支配祥林嫂的婚姻，但事实上，她所代表的封建宗法制还必须受到“大宗”天子意识的制约。天子是天下的共主，代表天子意识的封建法律理论上应凌驾于家族宗法之上。婆婆逼迫祥林嫂出嫁不但违背了封建礼教（贞节），也触犯了《大清律例》。《大清律例》明文规定：“其夫家之祖父母及期亲强嫁者，罪亦如此。”随后的法律解释中也强调：“若利有而逼逐之，更当从重也。”[4]婆婆虽是祥林嫂的“家长”，但在法律上也没有权力将祥林嫂“强嫁”，何况里面还涉及到利益纠葛。 　　当祥林嫂“守节”与宗族“家长制”两种封建社会内部的文化规则发生碰撞时，封建礼教自身的裂缝就暴露出来，探索并质疑里面混入的异己成分，成为本文思考祥林嫂悲剧的一条线索。首先回到礼教构成上，礼教本身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革的概念，直至现代性价值观念、秩序规则被确立以后，它才完成自身目的，成为与现代性所区隔的封建礼教。蔡尚思先生在《中国礼教思想史》一书中详细地揭示了儒家礼教发展的每个具体环节，吊诡的是自孔子奠定宗法礼教规则以后，每一时期都有大批思想家攻击礼教，如春秋战国老子、庄子对儒家宗法礼教的反对，魏晋阮籍、嵇康等痛斥礼教，宋元明清袁枚反礼教反理学，清末谭嗣同既反礼教又尊孔学等。笔者认为，对礼教具体环节的展开、增删、强调以及猛烈批判都是封建礼教概念内部的自我运动，它构成了封建礼教概念的不同历史阶段，继而在与现代性区隔后返回到整个封建礼教概念之中。现代性则是与封建礼教截然对立的价值秩序，也正是在对封建礼教整体拒绝与批判中形成了其自身的文化范式。在封建礼教概念动态的展开中，我们发现礼教本身也不是一概而论的，这个维系了封建社会上千年的统治工具，其内部既有合理部分，也有变形异化部分，但何以一到鲁迅《祝福》，到了现代社会就被一锅端，成为“吃人”的封建礼教呢？ 　　礼教自身的动态变化导致在封建文化逻辑内部很难确认其真实的文化形态。与不断演变的概念相比，它的功能与作用相对稳定。《礼记》里说：“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5]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