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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问题检视及规则设计 　　摘 要：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包括定性论证、量刑论证、总结性意见和对控辩双方不同意见的采纳说明以及引用法律条文等内容。随着社会法治的进步，社会公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人们不再只满足于裁决结果，而更加迫切想知道“为什么”。作为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类型相对较集中。同种犯罪案件发案率逐年提高。当同一类型案件出现不同裁决结果时，法院则处在被动地位。在司法公开的今天，裁判文书必然公开的要求，倒逼刑事裁判文书提高质量，具备完善的说理。 　　关键词： 司法公开;刑事裁判;说理规则 　　中图分类号： D925.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5）05?0073?04 　　刑事裁判文书为刑事司法活动的最客观记载和记录。“没有说理的公开只会让公众对裁判的理由不明就里，没有公开的说理只会让法官更加将自己隐藏在事实和证据背后，导致判决书成为冰冷的证据罗列与事实的重复归纳”。[1]只有裁判文书公开，公正才能实现。刑事判决说理制度规范目的是保障刑事判决说理活动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 　　一、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理论检视 　　（一）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价值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立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作为主角之一的裁判文书，在司法公开不断深化的今天，被附着了不少责任。“裁判文书全面上网公开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已经发生了无可比拟的巨大变化，由原来的仅仅是相对特定的人（包括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亲朋好友等）阅读，到无法估计数量的不特定人阅读，其中还不乏带着各种目的和眼光的研究者、挑错者甚至炒作者”[2]。司法公开背景下，要求裁判文书质量的提高，裁判文书也必须一改所谓的“固定模式”，将查明事实、认定证据、量刑过程、适用法律充分体现出来。判决书全部在网上“晾晒”，法官的“法律素养”、“价值取向”乃至“文字水平”都会被监督。随着公开程度的深入，裁判文书质量将从被迫式提升演变为自然的升华。 　　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普通民众不能直接参与审判工作，对审判工作最直观的了解便是通过这浓缩的一篇裁判文书之上。法官通过简短精练的语言，让公众体会到司法公正。裁判文书详尽说理，才有可能让公众认同裁判的公正。 　　（二）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之面向 　　刑事判决说理就是对刑事判决理由进行正当、合理的论证和阐释。“判决理由一词含义较多，可能指支持现存裁判主义的全部根据，也可能仅指支撑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和所适用法律的理由，在较狭窄的意义上还可能仅限于对裁判决定的法理分析。”[3]刑事判决理由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要限制。说理包含的内容划分有不同标准，笔者认为最为简洁明了的为实体性说理、程序性说理，通俗的也可以称为定罪说理、量刑说理。 　　实体性的说理是指对判决的逻辑性进行论证说明，主要是证据、事实、法律三个方面。 　　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基础，是作出裁判的根据，是刑事判决说理的重要内容。对裁判中质证证据的说理“一般来说，对证据来源的说理只需进行客观叙述说明即可，无需法官进行主观评价。只有当一方对另一方某一证据来源提出质疑时，法官才需要在说明之外进行回应性的评价”[4]，展现确证过程逻辑，说理更具力度。 　　刑事裁判说理中要论证的事实与哲学、生活中的事实不同，刑事判决说理，对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进行说明，同时对认定事实的理由进行论述，对诉讼参与人提出的事实进行评价、分析、价值判断。 　　法律适用乃是刑事判决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刑事判决的法律依据，由此刑事判决说理必然包括法律方面的说理。适用法律的选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法律的确认是说理的主要内容。“法律均须解释，盖法律用语多取诸日常生活，须加阐明;不确定之法律概念，须加具体化;法规之冲突，更须加以调和。因此，法律之解释乃成为法律适用之基本问题。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5] 　　刑事判决的程序说理与实体性说理会有重叠部分，不能将二者割裂独立分析。程序性说理最主要的内容便是量刑过程的分析论证。量刑说理要公开量刑理由，披露量刑心证历程，形成系统程序说理。 　　二、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现状分析 　　1955 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最高人民法院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中提出如下意见：“要求在判决书应写明事实、理由、判决三项内容。其中，理由部分应写明认定事实的证据和适用政策、法律、法令的根据或应受刑罚的理由。事实、理由、判决的名称可以在判决书上明确写出，也可以不写。判决书须注意有思想性和说服力，段落、层次分明，力求通俗”[6]。 　　（一）刑事裁判文书欠缺说理 　　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必然要求，是审判公开的延伸化和完整化，不仅为实务提供，也有利于学术研究。便于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