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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教育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2013年开始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从法治视角考量，其核心应当重在把群众路线的作风问题，与时俱进地提升为治国理念与方略问题，对领导干部进行依宪执政的教育。最近美国《外交》双月刊登载的一篇文章谈道：“中国过去的改革已造成了新的形势，其领导人必须尽快适应这一新形势……以弱政府和较强公民社会为特点的中国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架构，它需要加强依法治国的力度，建立更加可信的机制――如法院和立法机构――以化解冲突，协调各方利益及分配资源。”（[美] 戴维?兰普顿：《如何治理中国》，美国《外交》双月刊2014年1/2月号） 　　兰普顿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认识或许不全面，如他概括的新形势是“以弱政府和较强公民社会为特点”，似乎与中国现实还有差距。但他的确也看到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兴起这一新趋势；而所谓“弱政府”，作者并非忽略了它拥有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硬实力的威权，而是指其公信力、受人民拥戴等软实力的权威比过去有所削弱，从而指出中国要适应新形势加强依法治国的力度，这同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认知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采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有相吻合之处，值得借鉴。 　　提高政府公信力权威等软实力，除了需要借整风之机，加强群众路线教育，其前提还在于大力清除以下几种旧观念旧制度的阻碍。 　　清除“牧民观”，树立平等相待的公民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党时期的基本工作路线，其优良的传统应当继承发扬；但完全墨守旧时群众路线的某些观念，已经不足以从根本上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克服腐败；特别是不利于依宪执政、依法治国，推进全面改革。 　　我觉得“群众路线教育”的命题应当具有与时俱进的内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人民群众是有民主法治意识、维权意识的公民和公民群体，是享有公民权的宪法主体，作为整体，还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他们的权利和权力应当受到最大的尊重和保障。群众或社会群体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进步取得的一大成果。而广大党政干部对此新形势并未完全意识到并很好适应。当前整顿干部的工作作风固然大有必要；但如果仅限于此，只讲联系群众，没有完全摆脱自居领导者特殊地位的心态，没有下大决心革新政治，澄清吏治，是难以化解党群、干群矛盾的。 　　“群”字在中国古汉语里是个贬义词：据辞源解释，“群”是指禽兽成群（“兽三为群，人三为众”）。简体的“群”字是君字旁一个羊字，繁体的“?t”字本是“君在上面，羊在下面”，意味着，群众是君主统治下的羊群。我们的一些官员至今还或多或少保留、因袭了这种“君临群众之上”的“牧羊观―牧民观”。 　　而实际上，所谓“群众”，应该是指公民、公众、民众。党群关系、官民关系，实质上是公民与公民的平等关系，或者公仆与主人的主雇关系。 　　我曾收到一位80多岁清华老校友发自国外的一封信。作为华人的他和外国一些“知华”人士都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谈及中国官员时，都感到他们有一种“领导人症候”：“在中国，一般做过领导的人有一种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心态――一种矜持，一种神圣的领导者责任感，可以称作‘领导症候群’。他们可以彬彬有礼，礼贤下士，但那是一种作风。我见过不少发展经济学家和研究第三世界的学者，他们一致感知到一个规律：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总觉得比普通老百姓智商高一等。所有信息要经过他们先过滤，什么可以让普通群众知道，什么不可以，他们必须替群众作出决定，替群众决定应该想什么， 应该做什么，然后教育和说服群众。如果有人不服从，不感恩，他们又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加以规范、惩罚。”这多少道出了偏守“领导―群众”非平等关系模式的一种心理状态。 　　公民是享有宪法权利的人，是选举人、监督人，讲尊重公民，就必须摆正同公民的平等地位，尊重和依法保障他们的权利。我认为，当今对干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其核心内容应当是进行公民教育、依宪执政的教育，作为执政党官员，要走群众路线，在当代最根本的原则还在于依靠公民和社会，这样才能把我们原来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作风问题，发展、转化成一个宪政民主的政治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官民矛盾，克服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陋习。若只讲群众路线，还可能为所谓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运动群众”“群众专政”等谬论留下空间。 　　克服“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权力观，树立“权为民所赋”的新权力观 　　邓小平同志早在1941年就批判地指出，“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是国民党的遗毒，“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然而，这种思想上和体制上的遗毒至今也不能说已完全肃清。 　　这里一个深刻的思想政治根源，还在于有的党政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抱有中国农民革命的固有传统观念：所谓“打天下者坐天下”“成者为王”。引申过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