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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法治的意义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生于爱丁堡，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英语国家对世界影响深刻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作为一个“温和的怀疑论者”，他在世界哲学和哲学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休谟非常重视自由和法治。他认为，保障公民自由的法治政府是确保社会创新和进步的基础。在《论艺术和科学的兴起和进步》一文中，休谟指出：法治的自由政治是艺术和科学得以兴起与进步的首要条件。他说：“在任何民族中，如果这个民族从来不曾享受过一种自由政治的恩惠，它就不可能产生艺术和科学。”（休谟著，杨适等译：《人性的高贵与卑劣――休谟散文集》P38，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第1版，1995年6月第2次印刷） 　　休谟高度警惕“任性的权力”，反对暴力和专制。他说：“任性的权力，在一切情况下都是某种压迫和败坏；要是收缩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就全然是毁灭性的不可忍受的；要是具有这种权力的人知道他当权的日子不长和不确定时，情况就更加糟糕。――以全权统治臣民，――一个民族处于这种方式统治之下，不过是些奴隶，――要期待艺术和科学能首先从君主政权下产生，等于期待一个不可思议的矛盾。――这种野蛮政治贬抑人民，永远阻碍着一切进步。”（同上，P40） 　　休谟指出，只有自由法治的共和国，才能确保人民拥有自主创造的精神。他说，共和国“除了人民经常的选择（按：指票选决定官员的任免）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政府的权力外，约束官员以保持自由的必要性，随着事件的推移一定会逐渐显示出来，从而必然会产生出一般的法律和章程制度来。――这些法律和一个自由政府的形式，足以保证公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撤换有权力的人，防止任何人以暴力或专制对待他的同胞。……一个共和国要是没有法律就决不能持续存在。相反，在一个君主制国家里，这种政治的形式本身就使法律的产生成为不必要的。（同上，P42） 　　对传统中国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之后的停滞不前，休谟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在中国，似乎有不少可观的文化礼仪和学术成就，在许多世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本应期待它们能成熟到比它们已经达到的要更完美和完备的地步。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使用同一种语言，用同一种法律治理，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感情。任何导师，像孔夫子那样的先生，他们的威望和教诲很容易从这个帝国的某一个角落传播到全国各地。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对祖宗制定、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巨大帝国里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同上，P47）在这段文字的结束处，休谟还专门加了注解，说：“如果有人问，我们怎么能把上述幸福和富裕的原则（按：指自由法治的政府和邻国间相互贸易往来而产生的彼此竞争仿效都促进了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同中国人的优良文化协调起来呢？中国人一直由君主统治着，几乎从来没有形成一种自由政府的观念。我想可以这样来答复：虽然中国政府是纯粹君主制的，但确切地说，它不是绝对专制的。这是由于中国有如下特点：除了鞑靼人之外它没有什么邻国；对鞑靼人，中国由于建造了著名的万里长城，还由于人口极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安全保证的，至少看上去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人总是非常忽视军事训练，他们的常备军不过是些最差的国民军，无力镇压广大乡村中人数极其众多的农民起义。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人民手中总是握有武装，它是一种足以限制君权的力量，能迫使君主命令他的官吏们或各级统治者必须按照一般法律准则行事，防止起义的发生。我们从历史知道，在这种政府治理之下，起义是多么频繁和危险。如果这种纯粹的君主政权能抵御外敌并能保持王权和国家的稳定，以及民众集会的平和与自由，那么它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政府了。”（同上，P47-48）可惜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纯粹的君主政权”的“最好的政府”。李世民算得上是个有“大智慧”和“善于思考”的君主了，但他临终依然逃脱不了因接班人问题而骨肉兄弟父子夫妻自相残杀的命运，家天下的君主制，无论如何都注定要走向腐败、动荡和衰亡。 　　在休谟看来，自由的政治能够提供民众与民众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彼此仿效和竞争。”他说：“在完成一切事业上，彼此仿效和竞争必定能唤起更加生气勃勃和主动活跃的精神，使人们的天赋和才能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天地和宏大的目标。所有这些因素，只有自由的政治才能提供，所以它是艺术和科学唯一适宜的摇篮。――对于文化与学术的兴起，最有益的条件莫过于存在着一些彼此为邻的、由贸易和政治往来联系在一起的独立国家。这些邻近国家之间自然产生的相互仿效和竞争，是促进文化学术进步的一个显著动力。”（同上，P43） 　　休谟推崇自由法治的共和政体，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但也分析了君主专制政体有“野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