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罪之主观方面.docVIP

论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罪之主观方面 　　【摘要】　通过对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罪的三个实践案例，全面剖析三罪在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的正式实行后的争议焦点，我们应当深刻理解三罪的主观方面理论，并正确运用于司法实践。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严刑峻法面前，司法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笔者试做以下分析。 　　【关键词】　交通肇事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危险驾驶罪 主观方面 　　1.　孙伟铭案、胡斌案、侯光辉案之争议焦点 　　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胡斌交通肇事罪、侯光辉危险驾驶罪从案情上看，都是醉酒或超速驾车造成的交通事故，而三个案件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却截然不同，前两个案件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之前，我国刑事立法还未将醉酒和超速驾车的行为列入“危险驾驶罪”的范畴。因此孙伟铭案和胡斌案在社会上和法学界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孙伟铭案、胡斌案为例，行为人主观上到底是过失还是间接故意直接决定了其构成的罪名的不同，这无疑成为了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 　　笔者认为，孙伟铭案四川省高院在众多媒体的关注下和压力下，其判决有失公允，定罪量刑存在错误。伟大的法学家卢梭曾说过，“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法律只考虑民众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1]司法、执法都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不能为追求一时的舆论公平，而以表面个案的公平破坏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从而动摇法治的根本，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来说，绝非幸事。孙伟铭案四川省高院的定罪理由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孙伟铭无证驾驶并多次违章；第二，孙伟铭醉酒驾驶；第三，孙伟铭严重超速并逆道行驶。四川高院从这三方面阐述了定罪的原因，并借此论证孙伟铭主观上是故意。但将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较来看，前者系结果犯，即发生了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才构成该罪。后者系危险犯，所谓危险犯是指以对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2]那么按照四川高院的理论逻辑，醉酒驾驶和严重超速驾驶的行为一旦出现，就会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无论其是否造成了损害结果，都应当构成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行为人就将面临着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严重处罚，如果再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还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醉驾”、“超速”等行为，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前，通常是以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手段来规制的。这就造成了法律规定与社会实践之间相互背离的情况。如果按照四川高院对孙伟铭案的认定逻辑，又该如何解释胡斌案的定罪与刑罚呢？ 　　反观胡斌案，杭州市西湖区法院认定胡斌的主观心态是过失，其虽有超速驾驶的行为，但是其从其肇事后拨打120救护车和122报警电话等行为可以推断出，胡斌主观上是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因此不构成故意犯罪。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判决中仅仅对事故发生后胡斌的行为心态做出了评价，恰恰忽略了对“行为发生前”和“行为发生时”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的分析，笔者认为，定罪量刑时法院应当分析事故整个过程中，即事故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尤其是事故发生前和发生时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常常涉及到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是据以定罪量刑的关键点。胡斌所驾驶的三菱跑车是经过改装的，私自改装汽车在我国本来就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据报道，该车曾有多次违章超速驾驶记录，胡斌作为一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和一名跑车司机，其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在杭州闹市区飙车的行为极有可能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害，但是，他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及财产权，对飙车可能发生的严重损害后果采取的是放任的主观心态，这完全符合刑法中所规定的间接故意，因此胡斌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前，两案存在诸多争议焦点，社会舆论与法学界也是众说纷纭。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中第二十二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自此，我国刑法新增了一个罪名――危险驾驶罪，该罪对于“酒驾”“飙车”等行为做了明确的规定。侯光辉达到醉酒程度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定为危险驾驶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刑法理论上来讲，三个罪名的主观方面存在着本质区别的，笔者试做以下比较。 　　2.　三罪名主观方面之比较研究 　　从孙伟铭案、胡斌案的争议焦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危险驾驶罪在主观方面的区别一直是理论界与司法实践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首先，在《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以前，交通肇事罪被我国刑法理论界誉